很少有作家公开说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有关，因为“政治性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贬义词，它意味着作家不是依据自己的良知去写作，而是依附于某种政治势力，这样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只是政治宣传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但在西方也有一个作家与众不同，他公然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当他的不朽之作出版时他坦率地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

这个作家就是司汤达，一个把政治与文学美妙地结合起来的人。这并不是说他要用作品来宣传某个政治主张，而是他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巧妙地融合于他的作品之中，使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依赖，融为一体，共同塑造出一部经典之作。

司汤达是法国人，1783年出生在法国一座叫格勒诺布尔的无名小城，他原来的名字并不叫司汤达，而是叫昂利·贝尔。他的父亲名叫谢鲁宾·贝尔，是高等法院的律师，颇有家财。他是顽固的保王党人，同儿子关系一向不好。司汤达十分爱自己的母亲，她比丈夫年轻许多，是一个著名医生的女儿，有丰富的学识，能用原文诵读但丁的作品。

才7岁时司汤达遭受了一个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他热爱的母亲去世了。这也许是司汤达一生最痛苦的时刻，影响了他此后漫长的生命，他的性格也从此变得孤僻，并且加深了与父亲之间的敌意。

所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爱，就是他外祖父家。这个了不起的医生十分疼爱自己的外孙。他有一个大图书室，里面收藏着古希腊、文艺复兴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与哲学名作，他把它们像老朋友一样介绍给了孙子，小司汤达也深深地爱上了它们，从那里汲取了无数宝贵的精神食粮，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缺少母爱所产生的精神空虚。

1792年，司汤达9岁了，父亲替他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他是神父，一个同他父亲一样死硬的保王党人，一个蛮横、专制又很伪善的家伙，后来司汤达说：“这个人大概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无赖。”幸好有了外公的藏书，他才没有真的如此。

受自己热爱的母亲和外公的影响，司汤达从小就是坚定的共和分子，在他9岁那年，法国宣布共和了，他便自己动手做了一面小三色旗，在院子里一个人游行。把父亲和老师给气昏了头，旗子也在他们手里变成了碎布。

但共和国很快替他报了这一撕之仇。第二年雅各宾派专政，革命传到这座小城后他们第一个逮捕的就是他的家庭教师神父。他的父亲也受到追捕，只好躲了起来。

1796年对司汤达是重要的一年，他被送进了家乡中心学校，这样就离开了那沉闷压抑的家。这里的老师们可不同于神父先生，而是同他爷爷一样的启蒙思想追随者，他们的话很合乎小司汤达的口味。

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获得一等荣誉的学生。他没有回不喜欢的家，而是到了巴黎。他一度准备上大学，后来并没有那样，他拿着一封父亲写的介绍信找到了达吕家族。这是他家的亲戚，在巴黎属于最上层的达官贵人，其中一个皮埃尔·达吕后来成了拿破仑的元帅。他对司汤达十分友好，先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办公室。第二年达吕随拿破仑大军进入意大利，之后他便写信给司汤达，司汤达立即飞马起程，翻越白雪皑皑的圣伯纳德峰，两天后追上了拿破仑的远征军，看到了景仰已久的拿破仑。

他随军进入米兰，看到了一生难忘的情景——长期以来被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人民热烈欢迎拿破仑大军，把他们看作解放者。意大利美丽的景致和悠久的文明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母亲的先祖是意大利人，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就更深了。

这年6月他参加了马伦哥战役，他并没有亲自上阵打仗，不过得到的荣誉比打仗的还多呢，他到了米兰大剧院拿破仑的包厢里，向正在看戏的拿破仑报告胜利的消息。

之后不久他成了拿破仑手下的少尉军官，继而又成为米萧将军的副官。第二年他基本上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再下一年，即1802年，他回到了巴黎，开始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个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他要成为当代的莫里哀。他经常去剧院参加各种戏剧活动，自己也写剧本，甚至参加了一个戏剧班，想通过培训纠正自己的外省口音。

他这些活动中唯一实在的收获是爱上了一个二流女演员，跟着她到了马赛，为了谋生在香料店、咖啡商行之类的地方干过活。

这样的生活对于他不啻浪费生命。直到4年之后，1806年，他的生活才有了另一个转机。经如今已经担任拿破仑军队总监的达吕伯爵的推荐，他被派往德国不伦瑞克，任助理军事代表，从此他就待在了军中，专门搞后勤。据说因为工作热情很高曾得到拿破仑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