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三月，黄巢从濮州出发，向着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进军，做出一副要进攻东都洛阳的样子。朝廷抽调兵马，紧急在洛阳周边布置防线。谁知这只是黄巢虚晃出的一枪，等到官军都集中到洛阳时，黄巢一个急转身，马不停蹄地直扑黄州、蕲州，沿途抢劫百姓粮食作为补给，如同一团乌泱泱的蝗群。他们一直向南，三月底到达长江北岸，找来一批船只横渡长江，终于到达了江南的地界。

大唐立国两百五十多年，江南地区罕有战火。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只有浙西、宣歙等地的零星叛乱，而且被朝廷迅速平定。所以两浙、江西、宣歙地区在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之下，已经成为天下最为富庶的一片地区。

兵弱钱多，黄巢大军来到江南之后，就像水浒好汉进入梁山泊，轻易地横扫了江西诸州县，一路畅行无阻。

直到他们遇上了那位“高太尉”——高骈。

从此之后，高骈就成了这群草莽群豪的噩梦，后来高骈还因为镇压黄巢有功，被加封为“检校太尉”，人称“高太尉”。他出身将门世家，乃宪宗时的名将高崇文之孙，是同辈人中最为优秀的将领，且没有之一。当初宣宗年间诱降吐蕃将领尚延心、收复陇右的河州、渭州，就是出自时任秦州守将的高骈的手笔。

十年前的懿宗咸通年间，南诏发动战争，侵略大唐的安南地区，高骈临危受命，担任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随后的几年，高骈先在安南大破南诏军，将南诏军赶回老巢；调任西川后，又在大渡河再次大胜，差点率领六万唐军直捣黄龙，将南诏一举灭国。后来虽然因为后勤问题而退兵，可一度盛气凌人的南诏国就此一蹶不振。南诏军十万大军都折损在高骈手里，百年积蓄的国力一朝尽丧，最后窘迫到了妇女负责种地、幼童被迫从军的地步，不得不向唐朝屈词请和，从此再难为患。

打败西南少数民族政权相比于击破吐蕃、回鹘、契丹的功劳，虽然看起来要逊色一些，但是高骈如此赫赫的战绩，也足以步入大唐历代将领“名人堂”，为大唐数百年的荣耀再次添上光辉的一笔了。

重创南诏也可以称得上是大唐最后的荣光。就在南诏被击破的同一年，王仙芝、黄巢之乱爆发了，高骈也在不久后离开西川，调任为荆南节度使，开始与王仙芝、黄巢的先头部队正面交锋。

面对日益猖獗的“巢贼”（黄巢一伙贼人），朝廷调兵遣将总是慢一步，情急之下下了两个命令。

其一，命令各州县乡里自行招募兵马，组建团练民兵，抵御巢贼。

团练兵其实过去也有，只是练兵、指挥的大权全都由地方州县官府掌握，为的是防止兵权进一步下放，把士兵牢牢控制在官府手里。可这次的命令不同，要求进一步组建团练民兵，越多越好，不管是官府组织还是民间自筹自办。这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原本就面临着地主豪强崛起问题的江淮、江南地区，现在彻底不管这事了，都按照中央朝廷的指示，任由地主豪强组建起自己的民兵队伍。

朝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江淮的防御实在是太弱了。如果没有地主豪强们自己编练的民团，那黄巢的大军就真的要把整个江南都搅动起来了。虽然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可这鸩酒，朝廷却是不得不喝。

其二，任命高骈为浙西观察使，前往浙西围剿黄巢的大军。这一任命，既是因为高骈的个人能力，同时也因为高骈曾经担任天平军节度使，而黄巢大军中已成为中坚力量的那些退伍军人，很多都出自天平军这个藩镇。高骈接到命令后，领兵前往浙西就任。随后，朝廷还授予高骈为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使，等于任命高骈为各路平贼大军的都统帅，同时还负责江淮钱粮盐铁等战略物资的调配，活脱脱地军政财权一把抓。

当高骈率军抵达江西时，正碰上黄巢大军沿江西进，高骈立刻派遣大将张璘、梁缵进行阻击。作为诸道兵马都统，高骈麾下的这支军队汇集了西川、天平、荆南等数个藩镇的精锐兵马，人数虽少，战斗力却达到了一流水平。

这一战，高骈大破黄巢，降服其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打得黄巢和群豪们抱头鼠窜。黄巢不得不放弃在江西、浙西一带经营的计划，继续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在官军的一路追击下，黄巢带着自己的部下们“千里大逃亡”，沿着东南沿海地区一路向南，翻越五岭之一的大庾岭，一直逃到了岭南地区。

胜利的天平再次向朝廷一方倾斜。可正当高骈筹备兵马粮草，准备继续乘胜追击的时候，朝廷这边又开始作妖了：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四月，朝廷命令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将统帅之权从高骈转移到王铎，由王铎来江陵组织兵马，调集两湖、两广地区的兵马围剿黄巢。高骈原本的平贼计划再次被全数搁置。

其实，江南的局势也时刻关系到朝堂上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

皇帝李儇年少，治国经验并不丰富，军国大事的决定权自然就落在了宰相的南衙和宦官掌控的北司这里。如今掌权的宦官，是自小与皇帝作伴游玩的枢密使田令孜，田令孜与宰相卢携联手把持了朝政要务。而高骈则是卢携在朝廷之外的重要羽翼，之前高骈就任诸道兵马都统，就是卢携一力扶持的结果。

但是，朝中以宰相郑畋、王铎为首的另一派清流派官员则有别的意见。当高骈统帅江南各路大军、对黄巢穷追不舍时，他们心中的顾虑也越来越多。

高骈是武将，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当武将权力过大时，就有可能拥兵自重，成为新的安全隐患。所以从宣宗时代以来，朝廷任用边镇节度使就越来越向文官倾斜，避免任用武将。尤其在这个堪称帝国财政支柱的江南，要是真的出现拥兵自重的藩镇，那就太要命了。就算高骈号称“儒将”，写得一手好诗，还是神策军出身，背景、能力、关系都是朝廷信得过的将领，但对于朝廷的文官们来说，他一样是五大三粗的武人，一样不值得信任。

所以，宰相王铎主动请缨，要求坐镇荆南指挥作战，其实就是要分高骈的权力，将南方的军政财权重新归拢到朝廷手里。

可王铎来到江陵后，适应工作、兵马调度都需要一个过程，追剿的大军迟迟没能发动，彻底平叛的绝佳机会，就这样白白地丧失了。

而这也成了宰相卢携与郑畋矛盾激化的一条导火索。

不久之后，在长安城的中书省，卢携与郑畋又一次为了平叛问题争论起来，卢携终于勃然大怒，拂衣而起，衣袖拂起桌上的砚台，溅得满是墨痕。卢携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气，甩开污迹斑斑的衣袖，直接拿起砚台对着喋喋不休的郑畋投掷过去，一方砚台被摔得粉碎。从此之后，南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点就爆。又一次朝议时，两位宰相再一次为了黄巢之事大动干戈，御座上的皇帝李儇终于受不了了，一声令下，将两位宰相贬为太子宾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