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宰相都这么说，满朝文武更是胆战心惊、压力倍增，生怕自己一旦做错了什么，就会不明不白地触动皇帝的逆鳞，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朝臣们能做的只有赞美了，赞美皇帝的英明，赞美大中的盛世，同时迎合皇帝要做“明君直臣”的喜好，提一些不痛不痒的谏言，就这样皆大欢喜，满朝文武陶醉在一片祥和的喜乐中。

而危机就埋藏在这片被粉饰出的太平景象之下。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七月，江淮地区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宣州（今安徽宣城）都将康全泰驱逐宣州军政主官，引兵作乱，并驱逐了宣歙观察使郑薰。这场叛乱很快被淮南节度使崔铉发兵平定，康全泰及其同党四百余人被悉数斩杀。康全泰的这次反叛就如同扔进湖水中的石子，翻起了一圈涟漪，随后便归于平静。富饶的江淮地区又恢复了往日景象，这场叛乱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但是，如果仔细探究这场叛乱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整个帝国的腐败已经在此暴露无遗了。

康全泰叛乱只是一处溃疡，这处溃疡只是人体表面的症状，真正的病灶在身体内部，在开始逐步扩散的癌细胞。

康全泰只是宣歙藩镇军中的一个小将，和帝国其他的南方藩镇一样，宣歙军军纪涣散，是一群毫无训练的流氓。这些地方军人，素日就与当地的土豪大户勾结在一起，横行乡里，自行开设市场，牟取暴利，变成了整个宣歙地区的黑社会网络。他们为何反叛？其实就是因为宣歙观察使郑薰想要有所作为，要搞“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试图打击康全泰与当地土豪大户织起的这张黑色网络。

土豪大户，也就是地方实力派，成了近年来江淮地区商业大发展的受益者，他们的经济版图包揽了本地区的方方面面，甚至截留税赋，坐收巨额盈利。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在东南地区的财政命脉。郑薰作为大中皇帝的亲信，必须要搞这场“扫黑”行动，保证帝国在这里能收取稳定的税赋。

但是郑薰低估了这张网络的强大程度。当地土豪大户的势力早已渗透进了地方政府的方方面面，甚至他的藩府中，诸如押衙、讨击使这些关键职务，也被当地土豪子弟所占据。当郑薰加紧整治本地土豪的黑色交易时，土豪子弟与康全泰这批军人勾结在一起，聚众哗变，最终赶走了这位帝国在此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

康全泰这批叛乱军人，最后死于朝廷严厉的惩罚。但康全泰幕后的江淮土豪大户势力却依旧完好无损。相反还变得更加强大了，因为他们在这场叛乱中意识到，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武装，要团结起来对抗朝廷的统治。于是，江淮地区的地方土豪势力开始收纳流氓人员，形成自己的庄兵。他们还收买附近的绿林好汉为自己所用。渐渐地，江淮的私盐盐贩、山大王多了起来，这群人表面上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实际上却是土豪暗中扶持的党羽。有些贩私盐的盗匪甚至就是地主豪强本人。

宣州的兵变只是整个局面的冰山一角。像宣州这样，由地方土豪势力与底层军人、流寇匪帮勾连而结成的黑恶势力，已经不止千千万万。它们遍布在帝国一向安定的南方各州，逐步蚕食着大唐的底层政权。

帝国的秩序，就这样从最基层开始渐渐崩溃。

在金陵城，夜晚的秦淮河依旧一片繁华，秦楼楚馆莺莺燕燕，酒肆商馆欢声笑语。

一条秦淮河，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图景。

大唐实施宵禁，城池之内，入夜之后便禁止上街出行，所有人必须在漏夜之后进入里坊安歇。所有的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固定的市场之内，比如长安的东西二市，洛阳的南北二市，这就是自古相承的“坊市制”。但是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原本的“坊市制”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需要了。到了大中年间，随着帝国各项制度的废弛，坊市制也被扫入了垃圾堆，商店、酒肆开到了马路边、河道边，长此以往，秦淮河变成了烟花地，金陵城变成了销金窟。

当诗人杜牧夜泊秦淮之时，曾有诗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