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李德裕入朝，随即被拜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持朝政。下野五年之后，李德裕再度成了帝国的宰相。

在延英殿上，二十六岁的天子李炎向李德裕请教治国之道。君臣二人四目相对，李德裕能从李炎的眼睛里看到炽热的火光。李德裕曾担心，这位年轻人被仇士良拥立，不知是否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傀儡。这时的李德裕放心了，太宗开国时驰骋天下的英气依旧跳动在李唐子孙的血脉里，从未停歇。

沉吟片刻，李德裕奏对道：“治国的关键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但是，正邪之间往往相互指责，所以人主很难分别。臣以为，正直之人就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他物；奸邪小人就像藤萝，不相互攀缘就无法生存。所以，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皆因意志不坚，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之人为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

这是一袭意味深长的回答。

乍一听，李德裕说的不外乎是区分正邪、明辨是非那一套，和村口的老学究讲话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却能依稀能分辨出李德裕的弦外之音。

李德裕是不折不扣的儒家，深知治国理政，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要处理好人的问题，就需要娴熟的政治手腕。而政治的关键，则在于四个字——分清敌友。李德裕说要辨别正邪，可谁是正、谁是邪，又如何能够轻易分辨？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一个人是正是邪，在于是否站在领袖的同一立场，与领袖拥有共同的利益。和领袖站在一块的人就是正直之人，应当加以拔擢；反之就是奸邪，应当加以摒除。

第二层意思，也是李德裕最希望李炎同意的，便是与宰相推心置腹，用人不疑。从穆宗到文宗这二十年，大唐走了曲曲折折不少弯路，归根到底是朝堂内部的朋党派系斗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导致君臣根本没法一心治国。所以李德裕在最后近乎提出了一个请求，请天子给予他绝对的信任，君臣齐心协力，创造一番功业！

李炎天资聪颖，应该是听懂了李德裕的回答。从那时起，他选择了尽自己所有可能去信任这位四朝老臣。

君臣联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清算大宦官仇士良开始。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秋天，李炎加封仇士良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统内外三军。这个加封是何等熟悉，仇士良之前的最大宦官王守澄，就是因为改任这个职务后失去了实际的军权，并最终失势被杀的。

仇士良是亲眼看着王守澄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自然警觉了起来。可仇士良的本职终究是左神策中尉，接近中枢的工作由左右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负责，而这二人都是李炎一力从外藩提拔进京的新人，对天子听话得很。仇士良隐隐觉察到了天子对他的敌意，只得暂且接受了这个任命。

如果碰到这点事就低头认输，那也忒小看他仇士良了。一个在甘露之变中手沾千万人鲜血的“大魔王”，岂会害怕这点小风小浪？他不慌不忙，反手就是一记反击。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正当宫中准备要为皇帝上尊号，在丹凤楼宣布大赦的时候，一个流言随风飘过，散布在神策军中：“宰相与财臣们准备顺便在宣布大赦的诏书中加上一笔，要减少禁军的衣粮配给，降低士兵军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