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部门的专家们眼里，削平藩镇实在是一项空有虚名而无实际利益的工作。朝廷要在削藩上花大把大把的钱粮，实际能得到的就只有“天下归一”的虚名，其余的利益实在少得可怜。此时的削藩战争已经成了一笔买卖，朝廷花钱，各地方藩镇负责出兵，藩镇看上去积极响应，其实只是为了领朝廷拨发的那笔丰厚的出界粮，领到后便逡巡不前，消极怠工。元和三年（808年）讨伐成德王承宗的战争就是如此，藩镇只是做做样子出了点人，便领到了朝廷每个月拨发的大笔钱粮。朝廷每个月都要花费钱粮近千万贯，滚滚流水花出，却仿佛只是打水漂听了个响。有的藩镇甚至和叛乱藩镇达成交易，双方暗自互不侵犯，隔日象征性地打一打，好让藩镇报功，继续领取朝廷的钱粮。

这不是把朝廷当成冤大头了吗？

所以，元和一朝，以宰相李逢吉为首的一批朝臣对削藩战争十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朝廷不如把更多精力和钱财放在真正对国家有好处的地方，比如改良内政、改善民生、优化税收，总好过把钱挥霍在昂贵却没有意义的削藩上面。而这些意见与另一派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针锋相对。

牛僧孺的这篇策论，恰恰成了李逢吉一派攻讦李吉甫一派的弹药。它作为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朝中两派朝臣分裂。牛僧孺策论评为第一，宰相李吉甫立刻不干了，他前往天子面前陈诉，认为朝中反对派故意炮制了制科考试的结果，只为公开批判朝廷定下的削藩之策。

宪宗李纯是站在削藩一派上的，他听了李吉甫的陈诉后，将主考和评卷的官员全都贬谪出京。名列第一的牛僧孺也身处是非之地，面临被贬斥的危险。所幸宰相李吉甫是君子，知道牛僧孺只是被人当枪使的工具而已，其实不过是一个政治经验稚嫩的年轻人，所以既不提拔，也不惩处，让他留在原来的职位上再历练几年。

此后在整个元和一朝，牛僧孺一直默默无闻。

这次风波也让李吉甫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明白自己树敌过多，不得不请求辞去相位，外调到淮南担任节度使。三年之后，李吉甫再次回到朝堂担任宰相，却已不复当年的威望。以李逢吉为首的主和一派仍旧对李吉甫穷追不舍，制造了不少理由，多次弹劾李吉甫。遭受莫名指责的李吉甫伤心不已，最终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得了急病，不幸逝世。

此时正是淮西战局刚刚开端的时候，大唐在宪宗和李吉甫一派的主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削藩战争。李吉甫的逝世对于削藩一派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随后淮西、河朔战事由武元衡、裴度主掌，武元衡遇刺时甚至出现了一场不小的逆流。虽然天子最终斥退李逢吉，力挺裴度，成功平定了割据藩镇，但李吉甫终究没机会看到功成的这一日。

在李吉甫的灵前，儿子李德裕流泪痛哭，哀叹父亲壮志未酬。日后李德裕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了削藩一派的领军人物，但他与主和一派，与李逢吉、牛僧孺等人的梁子，早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科场案中就已经结下了。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暴崩，穆宗继位。被宪宗外放多年的李逢吉成功回到朝堂，担任宰相，顺便使了些计谋，将裴度、元稹等人全都踢出了相位，还将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排挤到了浙西。

此时朝廷连失幽州、成德、魏博等河朔藩镇，天下再度分裂。身为宰相的李逢吉、牛僧孺却没有再度兴兵夺回河朔的意思。

在主和派看来，再度消耗兵力财力去夺取河朔三镇，对唐廷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收回河北对唐廷有什么好处？是财源还是兵源？若是兵源，耗费大量兵力财力夺取河朔的兵源，实在有些划不来，况且大唐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西边，河朔的兵马只要能守住东北门户，不让契丹这些外族入侵，那便是善莫大焉；若是财源，河北早就在向朝廷缴纳赋税，朱克融、王庭凑这些新的河朔主人对唐廷依旧恭敬，只要继续怀柔，他们自然愿意向朝廷缴纳部分税收。

宪宗年间的那场削藩战争，让天下的户口数量倒退到了安史之乱平定不久时的水平。再搞一场削藩，难不成是想让大唐把老底耗光？

所以，穆宗一朝的君臣们接受了河朔再度割据的既成事实。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唐廷赦免了杀死田弘正的主谋王庭凑，封其为成德军节度使、镇冀深赵等州观察使等职；赦免了逼死田布的主谋史宪诚，封其为魏博节度使；还加封了占据幽州的朱克融为检校工部尚书。正式授予了河朔三镇的簒逆者们合法的地位，以换取暂时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