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始终记得他在世人面前的第一次高光时刻。那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廷举行了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科考试，三年前成为举人的牛僧孺也在应考之列。牛僧孺刚刚三十岁，正是书生意气的时候，在考试中挥斥方遒，写就一篇言辞激烈的策论，大大点评了一番当今朝廷的施政方略。

这篇策论处处指摘时政，核心论点是：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朝廷侵逼河朔，反对宪宗皇帝掀起的削藩战争，力主罢兵休战，与民休息，维持州郡的稳定。

牛僧孺没有想到，他将天子亲自定下的政策批了个狗血淋头的策论，最终得到了制科考试的魁首，轰动了整个长安城。一同被列为第一等的，还有宗室子弟李宗闵。日后他们将同朝为官，成为并肩作战的政治盟友。

一篇策论，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朝堂局势。担任考策官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特意挑选了牛僧孺的策论为第一名，大加褒奖，实际上是在拳拳到肉地抨击宰相李吉甫的削藩政策，而杨於陵、韦贯之的背后，则是一直在朝堂上反对天子和李吉甫削藩的宰相李逢吉。风云际会之间，牛僧孺就这样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

所谓翦除割据藩镇，再造大唐盛世，难道不对吗？

对，实在是太“对”了，“对”到没有人敢否认的程度。也正因为它实在是太过于正确，逐渐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政治正确”，成了一句三岁小孩也能喊出来的口号。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空洞的目标，却没有回答：如何翦除藩镇？如何创造盛世？

恐怕只有最食古不化的老古董才会想当然地回答一句：这有何难？难道不能像太宗那样重新打一次天下？或者像玄宗那样重新造一个开元？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回答，那恐怕只能毫不留情地把话反驳给他——

大人，时代变了。

太宗皇帝靠什么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因为有从武川豪杰入关中以来发展了一百年的关陇军事门阀，有西魏、北周以来打造的耕战合一的府兵体系，而这些条件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复存在。府兵早已灰飞烟灭，连影子都不剩；关陇军事门阀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生气，如今驻防在关中的是边将边兵们。要复制一个当年那样的军事体制，已经不现实了，不论是禁军还是地方军，全都是吃着军饷的职业军人，他们打仗不为建功立业，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让他们恢复到原来那种自己付路费出征、自己出钱准备装备的模式，士兵们肯定会带头哗变。所以唐廷想要打仗，就不得不花大笔开拔费、犒劳费来激励将士们出征，而将士们打仗时一旦缺了犒赏，就会变得士气低落，甚至倒戈相向。这就是为什么太宗短短几年就能北灭突厥，西灭吐谷浑、高昌，东征高句丽，甚至还有余裕继续打下去；而德宗和区区几个藩镇打了两三年时间，就弄得朝廷差点破产。

玄宗又是怎么励精图治，打造开元盛世的呢？其实也不外乎整顿吏治、改革财税、稳定经济等几项措施，天下有初唐一百年的底子在，朝廷国库充盈，在玄宗一朝的几位贤相的治理下，自然迸发出蓬勃的活力。而元和年间，大唐已经在安史之乱以及后续几次战争的摧残下元气大伤，纵然德宗一朝有杨炎、李泌、陆贽等几位贤相，依旧不能完全恢复原来的财政面貌。但若是不看唐廷窘迫的财政，只看江南繁荣的市镇、两淮繁忙的商运、巴蜀丰饶的物产的话，大唐境内的经济情况其实已经比初唐，甚至盛唐时期还要发达。

时代发展了，如果说初唐的贞观之治是一场优美的田园牧歌，那么两百年后的大唐就是奢靡与罪恶并存的商业狂欢曲。基于男耕女织中发展出的稳定的小农经济，随着农业、手工业产量的提高，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商人群体逐渐壮大，他们将江南的米粮运到中原，将中原的陶瓷贩至两湖，又将巴蜀的锦缎卖往关中，从中获取利润。商业日趋活跃，物资流转日益发达，这些局面超过了开元盛世，甚至在巴蜀的商人中还出现了一种名叫“飞钱”的纸币，以应付庞大的商品交易需求。

商业也催生了城市的发展，市民社会也在暗自发展，市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无业游民、手工业者、优伶娼妓、小贩商贾。这些市民杂处于街坊，也催生了市井生活的繁荣，比如写传奇已经成了一条产业链，牛僧孺在年轻时就写过大量的神怪传奇，供市民娱乐，聊补日常生计。时代在发展，如果还用贞观、开元那一套来管理城市，已经行不通了。

在这种局面之下，要使国家兴旺、国库充足，就必须要让市场管理制度、财税制度适应新的发展。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复制开元盛世”可以回答得了的。

而治理国家、安邦富国也逐渐变成了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更为专业的财经专家。自杨炎以来，朝廷的户部、度支、盐铁等经济部门，大多都由财经专家掌舵。这些人帮助贞元、永贞、元和三朝，支撑起了朝廷日益庞大的开支。连当年因为革新而身败名裂的王叔文，也是一个专业素养极强的财税运筹专家，推行了不少优质的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