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逝世，王叔文随即因母丧而免除官位，丁忧在家。

官员因为要守孝三年而免职丁忧，虽然是朝廷制度，但总有变通的做法。若是碰到朝廷重臣的父母去世，往往由皇帝下诏，要求“夺情起复”，依旧会让官员留在任职岗位上。只是不论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如何反复争取，天天央求宦官和宰相们，依旧无法争取到王叔文夺情起复的资格。

这一天，在各方压力下心力交瘁的王伾坐在翰林院中，因接连三次上疏全不见回复，终于知道了难以成事，坐卧不宁。到了夜间，王伾忽然在翰林院的值班室里大叫道：“王伾中风啦！王伾中风啦！”次日被抬回家中，从此再也不曾走出家门。

王伾“下线”了，至于他究竟是真中风还是假告病，已经不重要了。

到此为止，革新党人的每一项努力都宣告失败了。

王伾离职的七天之后，皇帝颁下诏书，决定由太子监国。太子李纯代理决断一切军务与国政要事。又过了六天，八月初四日，朝廷再次发布制书，以皇帝明义下令太子即皇帝位，皇帝退位，改称太上皇。随后，朝廷改元为永贞，刚刚成为太上皇的李诵退居兴庆宫，将大明宫交给新皇帝居住。

后世称这场戛然而止的革新为“永贞革新”，然而在朝廷改元永贞之后，朝中已经没有了革新派官员。王叔文以降的革新党人，以最快的速度被贬谪出朝廷——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王伾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其他几位主要的革新党官员也被贬往岭南的边远地区，担任州府司马。人们称这些被贬的革新党人为“二王八司马”，朝廷将这些人定性为祸乱国家的佞臣，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幸新皇帝宽仁，并没有对这一批热血的革新者过于残酷，他们大多数都得以善终。只有王叔文一个人，因为曾经有夺取兵权、率军逼宫的计划，在被贬一年之后被赐自裁，死在了边远的渝州。

新继位的李纯同样是一个有着复兴大唐的雄心壮志的皇帝。他没有废除革新党人的施政措施，而是把这些施政归功于太上皇李诵英明神武的决策，从而让这些革新政令得到了保留。德宗末年朝政的消极颓势终于逐渐扭转过来，唐廷因为这些革新大大地恢复了元气，也为将来李纯施展他的雄心壮志奠定了基础。

李纯有着玄宗皇帝少年时一般的精明睿智，没有被宦官集团所控制，继位后不久他便找了个理由，斥退了俱文珍，夺了他的兵权。但宦官集团早已成了支持他在位的根基，李纯不可能消除宦官集团的权力，而宦官集团也将成为李纯御座之下的一个火药桶，最终让他在不久的将来引火焚身。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次年，朝廷改元为元和，是为元和元年（806年）。太上皇李诵在正月里突然病逝，新皇帝给李诵上了一大串长长的谥号，在朝臣的评议下，将李诵的庙号定为“顺宗”，仿佛是对李诵在位时期口不能言的一种讽刺。短暂的顺宗时代结束了，唐顺宗本可以带着他在东宫的团队乘风破浪，再造一个大唐，可惜的是，他终究输给了变幻莫测的命运。

这次失败，王叔文集团的成员们带着深深的不甘。新的朝廷将他们视为祸乱朝政的奸党，但无论是柳宗元，还是刘禹锡，都拒绝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的几年，柳宗元的生活孤寂而萧索，只能写写他谪居的散记，间或品评朝政，指出政治的疏漏。

而刘禹锡，更是在巴山楚水之地被放逐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后，刘禹锡已经白发苍苍，柳宗元则早已离世。这一年，刘禹锡终于有机会重新被召入朝堂担任朝臣。在长安城的玄都观，他旧地重游，心里满是感触。

二十三年前，刘禹锡春风得意，此地尚无桃花；过了十年，刘禹锡四处贬谪，此地种下桃花；而时至今日，刘禹锡再次来到这里，昔年的桃花早已凋谢、枯萎、被铲平。它们的兴盛与衰败，刘禹锡全无机会去经历。正如这个大唐，复兴，又衰败，但这一切，却早已与他无关。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不少明眼人眼中的宰相之才。可他们的一生，却因为残酷的政治斗争而荒废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