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四月，形势对于王叔文等人越来越不利。他们的下一步政令还没有发布，就已经发觉，革新党人被整个朝廷孤立了。

长安城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王叔文就像是一只狐妖，躲在山野孤坟中装神弄鬼，尚且可以迷糊住一些人，把落单的旅人们吓跑。可一旦到了通衢大街上，就现了原形，落得个人人喊打的地步。朝臣们不再相信王叔文从翰林院发出的政令了，就算王叔文发的命令再合理，三省六部照样会怀疑这个政令是不是王叔文自己弄出来的。朝野内外都已经知道，当今天子不能说话，只能靠身边一个后妃、一个宦官传递意思。这样弄出来的诏令，又有谁会信？

面对长安城纷纷扰扰的流言，王叔文等人极力辟谣，澄清外界对皇帝身体状况的怀疑。扬言说，“圣人前些日子还在禁苑中射兔子，骑在马上健步如飞，要是谁再敢妄议皇上的健康问题，立时腰斩！”但是这些话放出去，明眼人只当是放屁，根本没有人相信王叔文等人的这些说辞。

更可怕的是，自从立下太子之后，先前在“闯宫立嫡”事件中立下大功的宦官俱文珍就留在了宫里，在皇帝身边赖着不走了。从此之后，内臣们向皇帝汇报的时候，俱文珍就与牛昭容、李忠言一起待在皇帝身边。李忠言在宦官中的威望远不如俱文珍，所以有俱文珍这位大咖坐镇之后，渐渐地便没有李忠言的事情了。李忠言一旦坐上冷板凳，王伾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便就此断裂。而俱文珍根本不理会王叔文、王伾这股人，偏偏青睐于向太子李纯献殷勤，而太子也乐于同俱文珍联络。形势对王叔文等人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利。

王叔文等人不是没想过缓和与太子的关系。在得到皇帝的首肯之后，陆质（陆淳为避太子名讳而改名）被任命为太子侍读，负责为太子李纯讲授儒家典籍的大义。王叔文、韦执谊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让陆质向太子表明心迹，解释他们革新党人是如何施政的，以消除太子日益严重的误会。可是没想到，陆质刚一找到机会开口，太子便生气了：“陛下只是令先生为寡人讲经而已，讲些不相干的又是做什么！”陆质一时间又是羞赧，又是惶遽，悻悻地走了出来。从这之后，陆质便患上了重病，几个月之后溘然长逝。

太子斥退陆质，意味着革新党人与太子和解的希望破灭了。绝望的情绪开始弥散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中间。他们在这时才发现，和强大的官僚系统、宦官集团比起来，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他们在权力的中心待得太久了，以至于一度错以为他们自己就是权力本身。

宰相韦执谊身居外朝，自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不仅受到了整个中书门下省的孤立，在家里也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岳父是宰相杜黄裳，杜黄裳一直对韦执谊整日与王叔文这帮人混在一起的行为嗤之以鼻。岳父是这个态度，韦执谊的妻子杜氏自然免不了在枕边责备丈夫这种短视的行为。韦执谊堂堂京兆韦氏出身，根正苗红的关陇门阀，娶的妻子也是门当户对的京兆杜氏（杜如晦一门），他本来可以靠正常的晋升序列平步青云，又何必跟王叔文、王伾这些南方来的暴发户混在一起？

巨大的压力之下，韦执谊开始有了一点动摇。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与王叔文表现出一些分歧，以表示他与王叔文的界线。他希望先扭转他在中书门下的尴尬地位，然后再慢慢帮助王叔文、王伾他们。

但王叔文偏偏也是一个偏执的性格。对于韦执谊在公开场合与他唱反调的做法，原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气的他怒不可遏，与韦执谊大吵一架之后，革新派的两位核心大佬终于公开决裂了。

这件事情让整个革新派阵营，连同依附于王韦二人的官员们一时间无所适从。那些已经开始摇摆动摇的官员们，也因为这两位大佬之间的内讧而恐惧。韦执谊知道，这样的关键时刻，容不得队伍内部分裂，所以想要弥补与王叔文的关系。他派人给王叔文捎话，又是道歉，又是服软，告诉王叔文：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的长远考虑啊！

但是无论韦执谊怎样反复道歉，王叔文始终一边骂着，一边把韦执谊派的人赶出去，完全不相信韦执谊的说辞。从此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彻底决裂。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六月十六，翰林院里，王叔文看着案前的表文，暴跳如雷。

原来，坐镇巴蜀的剑南节度使、中书令韦皋已经上表，劝皇帝顾念自己的病体，暂时请皇太子监国摄政，摈斥朝中奸佞，整顿如今乌烟瘴气的朝政。随后上表的，还有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地方大员，他们都与韦皋持有一样的意见。

这些地方大员是怎么知道皇帝中风的消息的？定然是与朝中这些反对派勾结，互通声气，倚仗自己坐镇一方，便肆意指摘朝政。他们口中所谓的“朝中奸佞”，自然是指王叔文、王伾等人。定是因为新政停止了地方向朝廷的供奉，让地方少了一大块收入，致使这些地方大员狗急跳墙。

几天前，王叔文加官为户部侍郎，依旧掌管朝廷财权。但有人憎恶王叔文的为人，竟然顺势免去了他的翰林学士职务。王叔文看到制书后，大为震惊，这段时间他之所以手握大权，就是因为他是翰林学士，管着诏令的下达环节，要是翰林学士的职位被免去了，那就等于失去了最关键的理政之权。王伾当即替王叔文上疏请求保留学士职务，但皇帝已经被俱文珍控制，自然没有理会王伾的请求。最后，在王伾苦苦请求之下，皇帝（不如说是皇帝旁边的俱文珍）才允许王叔文隔三五天到翰林院来一次。王叔文虽仍然可以出入翰林院，但是已经失去了翰林学士的头衔。

王叔文又怒又急，如今新政风雨飘摇，只有采取雷霆手段，才能控制整个京畿。先收拾朝廷中的这群老东西，然后再收服地方的这群蛀虫。一个月前，王叔文已经与同伴们定下一条计划，要彻底掌握京畿附近的军事力量，对朝中反对派系进行最后一搏。

他们要趁着李忠言在皇帝身边还剩为数不多的一点点影响力之时放手一搏，夺取俱文珍等宦官手中控制的神策军兵权。一个月前，在俱文珍还没有完全控制皇帝的时候，他们已经册封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革新党人韩泰为行军司马，坐镇奉天。这样一来，借着老将范希朝的声望，就可以让韩泰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实际控制京畿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神策军，进而依靠这支部队，驱逐宫中盘踞的俱文珍等人，重新成为朝廷的掌控者。

正当范希朝、韩泰频繁调度京畿神策军诸军，加快进行王叔文的计划之时，皇宫之中，宦官们也在紧张地讨论着。

自德宗时期以来，神策军便设置了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统辖左右神策二军的所有军将。此时王叔文假借朝廷任命，又增设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架空了神策军中尉的职权。原本俱文珍等人一心把注意力放在皇帝周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任命背后的意图，直到京城西边的几个神策军军营纷纷报告，说范希朝、韩泰在调度神策军在奉天集中，宦官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