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诵与王叔文下棋，谈论的也渐渐不再是桌面上的棋局，而是天下那一盘大棋。与王叔文的对话，让李诵的认知打开了一片新境界。

问：皇帝为什么要宠信宦官，甚至还让宦官掌兵？

答：那是因为皇帝在泾原兵变之后，只有这一步棋可以下。如果不把兵权交给宦官，还能交给谁？兵权不能交给边将，泾原兵变时，泾原军一闹，统兵的边将便在簇拥之下把矛头转向唐廷，跟着一起造反了；甚至也不能交给亲信大将，当初李怀光造反，就是因为李适太过信任李晟，才让李晟步步紧逼，逼反了朔方军；排除掉这几个选项，皇帝的选择已经不多了，要么是由皇子、宗室领兵，如果皇帝不担心自己重蹈玄武门之变的覆辙的话；要么是让文臣领兵，前提是文臣们真的会带兵的话。可不论是将兵权交给宗室还是文臣，都不足以让皇帝放心。这样看来，让宦官来带兵确实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问：朝廷为什么不用贤相陆贽，而偏偏要用裴延龄、李齐运这样的“奸相”？

答：当今皇帝不是什么昏君，自然不会喜欢用那些奸诈小人。所谓“奸臣”，并不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当今朝廷，没有人真的清清白白），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能力全都白白消耗在朝堂的政治斗争上，不善于治国理政罢了。大唐立国一百八十多年，朝堂上的水越来越浑浊，连李泌这样的再造社稷之臣，都不堪朝堂纷争，一度被贬在外，直到泾原之变后最为难的时候，朝堂上依旧有政敌在阻挠李泌入朝。自从李泌去世，陆贽被贬，朝堂上的胜利者，就只剩下了那些“办公室政治”的佼佼者，而真正有才学的士人，却被淘汰在角落里。

问：皇帝为什么明知道这么做会让地方上交的税赋继续减少，还要放任甚至变相鼓励藩镇把财物上贡给皇帝？

答：不光是因为李适的私心，想要扩充自己的皇室小金库，还包括两税法制度上的问题。两税法之下，各州县上交中央的税赋采取包干制，也就是地方政府留足本级政府的支出之后，再把多余的钱上交给朝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要是地方政府不积极上交财政，那中央政府就没有钱了。正因如此，李适才一改即位之初严令禁止地方政府私自上贡的要求，开始乐意接受地方政府上贡的财物，并且还不停地给那些上贡的节度使一些甜头，鼓励更多藩镇上贡。皇帝只有这么做，才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用升迁、奖赏作为激励，让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把财政上交给中央。

王叔文对每一个问题的解释都是鞭辟入里，令李诵耳目一新。从这些问题中归纳出的结论就是，大唐的问题不是表面上那些积弊就能概括得了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体制已经病了，变得僵化、滞后、腐败。

而要除去这些弊病，便唯有革新！

每次与王叔文一边下棋一边交谈，李诵总是能从王叔文这里听到诸如此类的精彩见解。王叔文还会时常说一说民间的疾苦，民生多艰，这些故事总让李诵痛心不已。

有一次，李诵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到了宫市的弊端。讲一位叫作白居易的年轻人所写的《卖炭翁》这首诗。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首诗说的是宫市上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在终南山砍柴烧炭的老头，好不容易烧了一车炭，拉到长安城里来卖，准备换点衣食钱，谁知遇到了“宫市”。一车千余斤的木炭，在宦官的强买强卖之下，只给了“半匹红纱一丈绫”，宦官还嫌给的多，顺手要走了老翁的牛，随后扬长而去，留下可怜的老头在风中凌乱。

听了这个故事，太子和侍读们全都群情激愤。李诵说，他将就这件事情向天子大胆进言。这个表态引来了侍读们集体点赞，只有一旁的王叔文沉默着，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