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的春天，河朔局势柳暗花明。随着各路大军逐渐向长安汇聚，大唐官军已经从劣势一方转为优势。

人们都说，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救了大唐，救了奉天城。如果李怀光晚三天抵达战场，奉天城根本等不到救援便已经陷落了。如今李怀光屯兵于渭水畔的咸阳，与对岸的朱泚叛军对峙，并且负责统辖陆续抵达的神策军。看起来，李怀光似乎成了整个关中最有权势的将领。但是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李怀光自己才知道。

对峙八十余日，天子连番派出宦官，催促李怀光出兵收复长安。李怀光和天子一样想尽快收复，可他手下的大军全都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为了用最快的时间赶回来勤王，已经将辎重、军械全都抛下，急行军到达了关中。如今人马疲乏，又缺少攻城器械，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打赢一场攻坚战。

更何况，各路官军中，李怀光虽然是名义上的主帅，但神策军是中央直属的禁军，李怀光并没有能力去调度。而河东等地赶来的援军，也同样归本镇节度使调遣，李怀光所能染指的，只有自己麾下的朔方军、以及关中附近有朔方军关系背景的几支部队而已。神策军是朝廷的“亲儿子”，享受着朝廷优厚的供养，吃香的喝辣的。而朔方军对于唐廷来说，却是一支和泾原军、幽州军一样的藩镇边军，不仅人均的粮饷待遇比神策军差远了，还要承受唐廷的种种忌惮与怀疑。

毕竟泾原军都反了，朔方军就能撇掉嫌疑了吗？

自安史之乱以来，朔方军一直是大唐平叛的中坚力量，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三任天下兵马元帅都是朔方出身。也正因为它积蓄下了强大的军力，朔方军成了唐廷最为担忧的边军。死后身败名裂的仆固怀恩就不说了，连端正处事、守身有道的郭子仪，也因为皇帝觉得他威胁实在太大，最后被明升暗降地削去了兵权。

李怀光在咸阳明显感觉到了唐廷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天生就是武人，有着武将粗疏而固执的习性，哪里知道从他刚到关中，上书除掉宰相卢杞等奸臣时起，怀疑的种子就已经在皇帝的心头种下了。朔方军缺衣少食，军纪远逊于给养优越的神策军，常常有朔方军士兵侵夺百姓们的牛马，而这在唐廷眼里，也成了朔方军的一项错处。

两边猜疑的鸿沟越拉越大。偏偏这个时候，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也跳了出来，向皇帝告状说李怀光与朱泚勾结，密谋造反——这些日子李怀光顿兵不进，就是他的罪证。

李晟号称是名将，他不愿意居于李怀光之下，所以想尽办法寻找李怀光谋反的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怀光本希望这件事情能不证自明，清者自清。可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天子看李怀光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准备造反。

李怀光合并了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和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的部众，想要统一指挥权，在唐廷眼里，这是在增强实力，从而为造反做准备。

李怀光脾气差，和前来宣谕的翰林学士陆贽发生了口角，在唐廷眼里，这是反心已露，为造反做准备。

李怀光在如何出兵的问题上与李晟起了争执，因为李晟官位卑下却不听其调遣而愤怒，在唐廷眼里，正是反形已具，正在为造反做准备。

说到底，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唐廷已经不能信任边军了。朔方军与唐廷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一个死局。

对于李怀光的朔方军，李适虽然有一百个理由不信任，但却终究没有想过要真的除掉李怀光。毕竟他是奉天之难的大救星，当今的头号功臣，更关键的还是平定朱泚叛乱所必须仰仗的主力。李晟屡次到御前打小报告，李适思索良久，依旧是将信将疑。

前方主将不和，对于平叛不是什么好事。李适决心要调停李怀光与李晟的冲突，他准备亲自总领禁兵出走咸阳，以抚慰将士的名义，督促各将领进军讨伐。可这件事情在李怀光看来，却怎么看怎么像是借安抚的名义褫夺朔方军的兵权，因而恐惧不已。

猜疑的链条一旦形成，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相信谁。李怀光无法信任天子，正如天子也难以相信李怀光。

这个时候，李适决定安抚一下李怀光，向他抛出善意，所以下诏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实封，赐予他免死铁券。

谁能想到，唐廷这番赏赐与加封，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李怀光听后，竟然满脸的悲愤，将铁券扔在了地上，赧然道：“圣人这是在怀疑我李怀光吗？臣下造反时才赐铁券。我不曾造反，现在赐铁券，这是要让我造反吗！”

自大唐开国以来，铁券一直都是天子赐予功臣的恩赏。不管是免死一次，还是免死十次，都是受赏臣子的无上光荣。但是到了玄宗朝，一切都变了味。自安禄山行将造反之际，玄宗赠与安禄山免死铁券开始，赐予铁券已经变成了对忠诚堪忧之人的安抚。后来那些桀骜不驯的藩镇首领，如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等人，都收到过唐廷赐予的铁券，这更是坐实了这种“安抚叛臣”的意味。在李怀光眼里，唐廷把铁券赐给他，是真的把他当作叛臣来安抚了。

自郭令公郭子仪以来，朔方军世代忠良，谁知竟成了皇帝眼中的叛军！这张铁券非但没有安抚住李怀光，反倒触及了他的逆鳞。愤怒的李怀光出兵占据了咸阳，把李晟的神策军赶出了这一片防区，既是泄愤，也是对唐廷的一种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