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唐廷向各地派出十一名黜陟使，分道巡查全国，监督各地的两税法执行情况。其中河北黜陟使洪经纶，负责向河北征税。

球已经被李适抛出来了，就看河朔藩镇接不接了。这一步，李适处理得很小心，定下了一个河朔藩镇应当可以接受的数额，而时机也很巧妙，就在魏博节度使田悦刚刚就任不久，需要唐廷名义上的支持的时候。河朔藩镇虽然不服中央朝廷，却依旧是大唐册命的藩镇节度使，大唐这面旗帜余威犹在，朝廷依法征税也天经地义，他们没有理由贸然造次。

退一步说，就算河朔藩镇抗拒收税，那也是针对征税制度，而非朝廷的权威，丢脸的是杨炎和这项制度，大唐的权威并无损失。最坏的情况，也只不过是保持现状，河朔藩镇继续不缴税赋而已。

如果藩镇能接受朝廷的征税，也就可以接受朝廷其他的要求，李适就是要通过步步为营的方式，驯服这些骄悍的强藩们。

在魏州，河北黜陟使洪经纶受到了魏博节度使田悦的盛情款待。田悦有他叔父田承嗣一样的狡狯，面对这位名义上的上级领导，田悦恭顺无比，表面上的荣光全让洪经纶占尽了，实际却不给钦使任何实质的好处。

当洪经纶要求河朔按照朝廷定下的两税法上缴赋税时，田悦推说魏博收入微薄，没有足够的钱上缴中央。洪经纶的回应也很干脆：魏博收入不足，那是因为魏博养了七万大军。如今战事已平，显然不需要养这么多常备军，不如裁军四万，将军队规模缩减到三万。洪经纶说干就干，当即发下了黜陟使的符命，令四万镇兵解甲归农。

田悦收到符命之后，不慌不忙，照着洪经纶的要求裁员。他是最了解手下这些镇兵的，这些镇兵十多年前被田承嗣招募时，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如今已经被训练成了职业军人。这些镇兵现在能做的只有当兵，让他们回去务农，前提是他们得有土地，可两税法之下，官府已经不再像唐初那样均田授地，这些镇兵要是复员回家，哪里能有土地给他们耕种？

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煽动地对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回到军中。由此，士兵们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起朝廷来。

虽是有这么一番波折，田悦却也不愿意公然违抗中央的指令，所以不得不按照唐廷的要求交钱。只是这笔钱，也不是说交就交的，就算要交，也应该遵循“河朔故事”，有条件地交。

所谓“河朔故事”，是河朔藩镇为了区别于其他藩镇，与唐廷立下的不成文规矩。其核心是藩镇自行择帅，保持独立自治。洪经纶离开之后不久，田悦和淄青镇的李正己各自献上了三万匹细绢，作为藩镇的“上贡”。这一句“上贡”，说得极为讲究，它不是像其他州县、藩镇那样的上缴税赋，而是像藩属国一样进贡财物。税赋是朝廷征收的，贡物则是主动献给皇帝本人的。这样“上贡”，既给了大唐皇帝面子，又彰显了河朔的独立性。

三万匹细绢“上贡”中央之后，唐廷的处理也同样巧妙。皇帝说，如今州府长官进贡财物的风气已经被叫停了，藩镇无需再上贡。但既然财物已经到了长安，那就转交给朝廷的度支部门，作为本年度魏博、淄青应当上缴的税赋吧！

这笔钱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被唐廷官方认定为税收，并成了“河朔故事”的一部分。

而这，只是皇帝李适对河朔藩镇动用的第一刀。

向藩镇斩下的第二刀，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随之而来。

这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临死前的三天，李宝臣突发暴疾，已经口不能言，只能瞪着眼睛看着病榻之侧的儿子李惟岳，还有一旁自己的亲信、兵马使王武俊，像是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