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下风调雨顺，普遍获得了大丰收。在洛州，只需要两个半文钱便可以买下一斗粟米，十一文钱便可以买一斗粳米。极低的物价、丰厚的粮食储备，让唐廷的财政能力空前充盈，可以支撑东北、西北两条战线的作战。

西北战线上，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自称沙钵罗可汗，一度气势汹汹。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的鹰娑川之战中，程知节、苏定方率领的唐军由于指挥体系出了问题，虽然击败了西突厥，但未竟全功。这对于唐军来说已经是十分可耻的失败了，主帅程知节直接被降罪免官。两年后的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廷派遣苏定方、阿史那弥射两员大将，分两路征讨西突厥，终于取得了大胜。唐军一路追击，在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成功俘获了阿史那贺鲁全家，西突厥终于彻底平定。

前后十六年，大唐终于彻底击败了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被苏定方大军一起带到了长安，在昭陵，贺鲁被当作祭品，告祭陵寝中的唐太宗。告祭之后，贺鲁被免于一死，继当年被俘的颉利可汗一样，成了长安城里人见人爱的吉祥物，有如一块行走的纪念碑，展示着大唐的昭昭武德。

而得胜的苏定方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再次出兵西域，征讨葱岭以西的思结部，如神兵天降一般地出现在敌军城下，俘虏思结部首领都曼。苏定方将都曼直接提到东都洛阳，在洛阳宫乾阳殿交给了天子李治。

靠着四处征战的功绩，苏定方升任左武卫大将军，然后马上随着天子李治巡幸太原，一个月后的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重大使命——担任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骁卫大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十万人，征讨东海对岸的百济国。

之所以征讨百济，是因为它屡次不听唐廷训示，三番五次地攻打唐朝的盟国新罗。在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中，高句丽和百济都是扶余人建立的，只有新罗是三韩人所立。于是高句丽和百济两国的扶余人就一起欺负新罗的三韩人，新罗便只好向唐廷求助，只是新罗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与大唐并不接壤，实在鞭长莫及。

百济确实不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它大哥高句丽顶着。高句丽真是东亚诸国中的传奇，其他国家撑不住一次大唐的精准打击，只有高句丽，抗击了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三代帝王砧锤般的攻击，依然屹立不倒。虽然在唐军面前，高句丽和百济加起来都不一定是一支少数民族仆从军组成的偏师的对手，但五百里辽泽，还有安市城的寒冬，都是扶余人最好的屏障。

这也让百济渐渐地认为，大唐军队再强，也过不了鸭绿江，打不垮高句丽，所以不管唐廷如何严词正告，让百济停止对新罗的入侵，百济依然我行我素，表面上维持着对天朝上国的客气，实际上什么事情都照做不误。

所以，唐廷决定要认真对付一下百济了，正好如今西边战事已经平定，到了用兵东北的最佳时期。

自太宗皇帝第一次征伐辽东之后，已经吃准了高句丽的那一套防御策略，于是对症下药，从班师回朝第二年开始，展开了一系列措施。

简言之，就是通过长期、频繁的骚扰，耗尽高句丽的国力。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开始，唐军便派出小股远征军，持续地从海上、陆上两边，对高句丽发起进攻。今天歼灭数千人，明天烧了高句丽人的外罗城，就是不让高句丽休养生息。这样的出征，对大唐来说只不过是几千人、万把人的小规模战斗，而高句丽却要全部投入进来应对，最终让他们全国衣不卸甲，马不释鞍，无法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太宗皇帝本想在几年后继续新一轮的总攻，但天不假年，他不幸溘然长逝，对高句丽的用兵也就停了下来。高句丽终于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渐渐恢复了国力。李治在显庆朝执掌大权以后，重新沿袭了贞观年间的战略，继续不停地进行骚扰战，程名振、薛仁贵连续两年率军渡过辽水，大败高句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