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段史料，使得后世学者和网民争论不休，有一部分人觉得大唐盛世，得益于隋代的粮食储存多，其实这是一种对史料解读不够彻底，首先这有唐太宗夸大粮食存储，来做力证，朝代灭亡跟储量多少没有关系，刻画出隋文帝不怜百姓，隋炀帝好大喜功的缺点。

其次，这个五、六十年之需，也不是说百姓不耕作，光靠存粮就吃五六十年的，而是指几十年不征粮，可以作为国用，赈济、国家开支等，不是让天下几千万百姓空吃五六十年。而且，当时粮食在隋代的储存技术，粟能储存九年，米能储存五年，这五六十年皆属于夸大说辞。

此外，还有一段史料记载，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那个时期，距离隋朝已灭亡了二十年年，隋文帝已经死了三十三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这也是不少后世人作为大隋粮食吃到贞观十一年的一个佐证，其实也是对史料片面理解。

这句话主要是指西京库存内的钱银布匹，许多是隋代国库所留，还没有使用光，并非专指粮食，更不是说，大唐建立之后，一直在食用大隋的粮食，直到贞观十一年还在吃，也是无稽之谈。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大唐立国之后，出现了几次灾害，旱灾、水灾、蝗灾等，使得地方饿死百姓许多，如果当真隋代存粮这么多，难道还不会开仓救济，等着百姓饿死吗？

唐太宗即位之初，史载“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内忧外患之下，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的地步。这就是因为国库和地方米仓，并没有多少存粮，大隋的几大粮仓早就在炀帝折腾、群雄争霸中损耗较多，而且过了一定储存时间，无法食用了。

罗昭云心中有数了，也明白历史记载，不可尽信，朝代灭亡之后，下一个朝代来编修史书，对许多事情的真相，刻意尽兴一些丑化，对自己的朝代则进行美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到了后世也是如此，为了有利于自己统治，修饰真相，所以官方言论和数据也不能全信。

“高卿家，户部由你来负责，以你只见，这粮草之事，当如何尽快解决，不影响战事？”

高士廉当即回道：“启奏陛下，这粮草问题，臣已经与户部的侍郎、侍中们讨论过，暂时由于春耕刚结束，百姓家里也无多少存粮，而且还有大批流民没有安置，不论是关内，还是河东、河北、河南、淮北之地，当地粮仓储存都不能轻易调动，经过战乱之后，原本粮仓就空虚，如今也不过去年秋收了一些粮草赋税，但是征民不过以前的十分之一，大部分农产都荒废了，所以收税很少，当地诚邑的粮食要备用，以防旱灾、蝗灾、黄河之灾。

所以，江陵的李靖大军，当从巴蜀一带诚邑运粮，那里并没有战乱，天府之国，土地肥沃，在楚汉争斗时就是大汉的补给后方，这几年中原大乱，巴蜀却只是响马横行，占山为王，小打小闹，没有太大诸侯称王。征调粮食后，顺着汉水入长江，抵达前线。”

罗昭云闻言点了点头，对于高士廉的说法，还是能够认可的，中原战乱时间长，耕作荒废，百姓四处避难，有的壮年参加了义军，打打杀杀，死了不少，有的则逃往了山林避难，还有的依附当地门阀乡绅，成为部曲和奴隶，没了户籍，如同蒸发了一般，这都影响了去年的生产和税收。

立国之初，问题繁琐，罗昭云此时就感觉到，这些已非打打杀杀能够解决，而是如何调动资源，制定新政策普及全国，如何选拔和使用人才，都是重中之重。

“高卿家考虑周祥，所言极是，且这般执行，中书省即刻起草敕旨，交由朕过目后，由门下省审核颁行，擢升去蜀郡征讨叛乱的营屯都虞侯程名振为蜀郡的郡守，兼大将军之职，负责这次蜀郡的征粮事宜，限期一个月内，运粮十万石运往江陵前线，同时，未来三个月内，共征粮总数，须达到三十万石，满足前线需求。此次运往西北的粮草，没有用光，一部分带往边陲之地，还有少许部分存留，已经在运往回京途中，直接调拨给侯君集的兵马做粮草之用，再从京城国库抽出万石粟米补给，后方再苦，也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挨饿。”

“谨遵圣喻！”高士廉、长孙无忌等户部官员，以及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纷纷领命。

这个时期的诏令大致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一般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颁行，其中有严格规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当然，肯定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开头，那是明朝才开始推行的，而是以「门下，天下之本……」进行开头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