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妈妈去世前留给孩子的字条：一个人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东西要买小包装，不要过了保质期；

看到当年非典前往小汤山医院支援的一线医务人员，“若有战，召必回”的请愿书；

看到扔下钱和口罩就走、不愿留下名字的环卫老人和年轻男人，与说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发去前线运送物资的货车司机；

看到把定点医院的医生挡在门口拒给物资，却敢拦下央视记者，将一万六千套n95口罩优先供给给莆田医院的武汉红十字会；

看到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殉职，他的遗孀，武汉市第三医院的护士长蔡利萍追着扒在车后大哭；

看到“刻”在空无一人、苍茫雪地里的，“送别李文亮”。[1]

……太多、太多了。

“我靠……”陶灼脚趾头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勾勾着，他红着眼圈划手机，小声嘟囔，“这都是些什么啊……”

抽着气使劲揉揉脸，他又清清嗓子，给家里打电话，严肃地跟老爸老妈又强调一遍病毒的严重性，一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你别管我们了。”老妈的情绪听着也是不怎么高涨，“现在连婴儿能都感染，你们也得注意保护自己，啊，缺什么就跟妈说。”

陶灼听见老爸还在旁边插了句“问他吃不吃饺子，给他送点儿”。

“哎，我不吃。”陶灼鼻子猛地一酸，又说：“我们包着呢，你俩别惦记我啦！”

“行行，好。”老妈笑了笑，“狗崽子，从小到大连自己的袜子都不洗，出去还会包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