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连就只剩下了八个人，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一名上士，和四名战士。虽然我们是一群失去了坦克的坦克兵，失去了惯用武器的战士，虽然我们深陷敌后，但没有一个人想到向法西斯侵略者头像，都表示要继续和侵略者顽强地战斗下去。

当我们八个人进入了树林，我宣布停下来休息时，指导员沙伯瓦连科同志从他的怀里掏出一面包在衬衣里的军旗，在从树叶中间透下来的月光底下把它展开。他把这面光荣的军旗紧紧地抱在胸前，用庄严而坚决的语气对同志们说：‘同志们，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手里还拿着武器，只要这面光荣的军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坦克旅就没有被敌人消灭。它还存在，它还在继续战斗着。同志们，让我们在这面旗帜面前宣誓：我们绝不因为胆怯、气馁，而使它蒙受耻辱；只要我们还活着，就绝不放下武器，只要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人的心脏还在跳动，我们一定要包围这面光荣的旗帜，狠狠地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听到指导员说完这番话，我当时就感觉自己热血沸腾，哪怕此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一百个法西斯匪徒，我也会端着武器勇敢地朝他们冲上去。于是我第一个单膝跪下，率先说道：‘我宣誓！’并吻了一下战旗的一角。接着每一位同志都跟着我做了同样的动作。”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情绪有点激动地问道：“上尉，你们坦克旅的军旗在什么地方？”

沙姆里赫听到我的这个问题后，扭头对还坐在位置上的沙伯瓦连科说：“指导员同志，把我们的军旗给将军同志看看吧。”

沙伯瓦连科连忙站起身来，解开了自己的外衣，从怀里掏出一面绣金的红色绸旗，用双手展开。看到红旗正中那个列宁的头像，基里洛夫忍不住走上前去，单膝下跪，双手捧起了军旗的一角，亲吻了一下。

既然基里洛夫已做出表率，维特科夫、普加乔夫也先后亲吻了军旗。看到基里洛夫他们三人都轮番亲吻了军旗，我作为一军之长，肯定只能依瓢画葫芦照做。我在亲吻完军旗，站起身以后后，转身面向屋里的其他人大声地说道：“向我们的党，向祖国和人民，我们宣誓：让我们永远忠于列宁的旗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我们神圣的祖国。我们宣誓！”

我的话音刚落，屋子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整齐而庄重的声音：“我们宣誓！”

等大家重新落座后，基里洛夫又好奇地问道：“上尉同志，你们又是怎么从白俄罗斯来到乌克兰呢？”

沙姆里赫连忙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继续说道：“在损失了所有的坦克以后，我们这群步行的坦克兵便打起了游击，由于陆续有被打散的小部队，或者是当地不满德军统治的居民、工人或者农庄庄员的加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仅仅在1941年的秋天，我都不记得拦截过德军多少支运输队，烧掉了多少辆汽车，在草原上打伏击打死了多少个敌人，以及有多少德军急需运回国去的粮食，被我们烧掉或者发还给当地的老百姓。”

“为什么不统计一下呢？上尉同志。”维特科夫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

上尉腼腆地笑了笑，接着说道：“上校同志，我们当时只是在行动着，根本顾不上去统计战果。我们所采用的作战方式，是非常巧妙的。总是突然出现在草地上，又突然消失，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正是因为我们采取的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术，让德军变得惊慌失措起来。位于波尔塔瓦的德军司令部，甚至还发布了一道‘关于与在维里克雷伦、可别利亚克和累歇基洛夫一带头戴坦克兵头盔，数量多达数千人左右的苏军空降部队作战’的训令。

在训令里，德军司令部要求德军和仆从国的官兵在通过草原时，要保持谨慎，并禁止在天黑以后外出，禁止十五辆以下的车辆在没有护卫队的情况下单独通行。德军司令部夜间警卫人员增加，各村守备部队从农舍搬到公共建筑物里去。

同时他们还四处张贴告示，告诉当地的居民，如果能提供苏军‘头戴坦克兵头盔的匪徒’的线索，或者能把其中一个人，无论是死是活都带到德军司令部的话，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和其它的许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