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才在原本北人党那些暮气渐深的资深元老们，已经越来越不合实质执领国政权柄的，当代监国心意和态度的情况下，带领北人党中尚有锐气的新晋和少壮派成员，毅然在朝堂上与北人党中其他三大支柱公然决裂，而出成为所谓的新北（人）党。

因为长期对抗和暗中擎制的缘故，自从监国全面当权之后，那些老北人党可以说是已经彻底式微了；留下的各种资源和政治遗产，也都被他所领导的新北党所接受和吸纳。

可以说，除了远在岭内而影响力有限鞭长莫及的五路总管宁冲玄之外，当朝新北党人之中已经是他私下可以一言而决和主导的大好局面了。

只是，随后的几年光景当中，他的运气和境遇就有些未能尽如人意了。

原本负责接替他位置的枢密副使刘绍能，至今还呆在荆襄一代负责善后事宜；而原本要入朝主持枢密院的宁冲玄，也被留守在了陪都江宁；原本南下平叛名为他副手的王端臣，也在广府收复之后就被留下部队，而迅速只身打发回原任地方去坐镇了。

可以说北地那些实权的坑里依旧被占据的满满地，根本没有适合他插手或者说施展抱负的位置。而起额，从另一个方面说。

虽然如今他，依旧拥有节制北地诸位帅臣的名分和总管头衔，但因为受到原本北人党背景的牵连，他也最缺乏的无疑是参与两次北伐的资历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长期执领东南行司的宁总管一样，呆在后方的大本营里担待起襄赞军国事的“重任”；

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溃之时，那位军望资重的宁总管还被临危受命指派出去，于江北当代起收拾残局的关键重任，然而到他这里，甚至就连后来历次的江南定乱的功劳都没有自己的份；

唯有在畿内大乱为叛党所窃据的时候，身处后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党的拉拢，而带着亲信出奔进入东江道，然后再后续的平叛当中，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在东三道地方相应来自岭内的勤王大军，进而瓦解了畿内叛军及其附从势力的斗志和信念。

这才赶上了定难克乱之功的最后一点尾巴和风潮，算是在监国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因此，他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所机会脱出总纲参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证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铁甲依旧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总纲参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脉相承的体制，虽然没有前朝那种与枢密院并称“府院”的专重权柄；但也是为军国筹谋计而制定战略方向的重要部门，地位清贵犹在操作实务的兵部之上。

更别说依照早年沿袭的制度，但凡是下层行伍出身的领兵官，须得到武学再修和进研之后，再到参事府堪磨上或长或短的资历，以培养战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为独当一面的一方守臣或是独掌专征的一军之主。

因此，身为与正副枢密使，知事们，比肩同位的参事府总章和佐贰官们，很容易籍此培养起广泛的人脉，也是国朝异论相搅制度下制衡枢密院、兵部滥权的一个关键；

但是国朝两次北伐大业的过程，却是严重冲击和破坏了这种沿袭日久的惯例和传统；无数年轻新晋的将帅因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又因为种种功勋和战绩，而被战时大本营和江宁行在就地破格简拔起来；

因此，相比本身职权就被并入大本营的枢密使们，他所负责这个总纲参事府总章的地位和职分，就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起来了；既无经略实务的事权，也干涉不到正常的人事迁转，更不掌钱粮转运支给的要害。

真的就只剩下襄赞辅佐的建议之权，还有就是根据上意和决定，制定相应的对敌方略和战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监国为了权衡内部，而将他列为战时大本营的一员，他甚至连参与最高层军国决策的资格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