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战略决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为无的放矢的马后炮。

朝廷方面没有确切的军事情报，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想当然地以为有重兵扼守，确保无虞。皇帝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虑“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还可以征调宣大的军队来保卫京师。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难以确保京师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挡刘芳亮这支偏师。况且李建泰并不想誓死保卫山西，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他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在保定一带的粮饷补给都要就地解决，地方官害怕他来征兵索饷，都拒绝他的人马进城，弄得堂堂督师大臣威信扫地。在此之前，御史卫祯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在他看来，“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那意思是，不要过于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

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辈，他请求“代帝出征”，名义上是为帝分忧，实际上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富甲一方的财产。但是，当他还在从保定府向真定府、顺德府进发，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时，他的家乡曲沃就陷落了。这样，他挽救家乡的动机，完全没有了着落，像泄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击石。从此以后，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观望形势，敷衍了事。

对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祯，听说真定已经被流寇攻陷，以为李建泰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向他核实这一情况。

张缙彦回答道：“不曾听说。”

崇祯有点光火：“朕都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隐瞒？”

张缙彦又答道：“没有看到塘报。”

崇祯大是恼怒：“真定已经陷落，当然不可能传出塘报。兵部为什么不派人去侦察？”

张缙彦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侦察，需要钱粮，兵部没有钱粮，无法侦察。”

崇祯听了这样的回答，气得无话可说，推案而起。

堂堂兵部掌握军事中枢之职，居然借口穷到无力派遣探子的地步，岂非荒唐之极！不过更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为国捐躯”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这个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议“南迁”，说明他还活着，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灭了。

不仅牛皮破灭，而且下场极不光彩。刘芳亮指挥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刘芳亮包围保定城，他没有丝毫抵抗，派遣中军郭中杰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赐予的敕书、督师大印、尚方宝剑，统统被流寇付之一炬。

在“代帝出征”失败后，于是南迁的提议又被提了出来。

李明睿告诉崇祯皇上。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