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军队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阳，二月初二进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总兵姜瓖不但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反而向流寇投降，大同不战而下。三月初六流寇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投降。三月十三日流寇进至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战而下。

情况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明朝难道就这样听任“大数已尽”，无所作为了吗？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当然不甘心，于是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但是，没有一项是奏效的。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来的文书，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达北京城下，双方展开决战。

这显然是对大明王朝权威的挑战，也是对明朝军队战斗力的极度蔑视，因此公开告知决战的时间。留给朝廷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为一国之主的崇祯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连续几天由于愤怒、疲惫而茶饭不思。上朝时，他向大臣们说出了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

说罢，痛哭流涕，愤愤然责问大臣们：形势如此，朝廷外面没有人力挽狂澜，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么办呢？你们能为朕分忧吗？

大臣们一听皇帝打算亲自督师，决一死战，不敢怠慢，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崇祯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难以胜任，一口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先后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这时，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进入内阁的李建泰发言了：“皇上如此忧愤，臣子怎么敢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况，愿意用自己的家财作为军饷，请求带兵出征。”

崇祯本来就有意让这个山西人带兵出征，听到他的表态，大喜过望，再三嘉奖，并且表示，亲自在京郊为他饯行，显示“代帝出征”的威仪。

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进入内阁。

此人常常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到战火，愿意捐献家财、出征平乱。看来他的挺身而出并非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准备的。皇帝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家乡一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是当地巨富，军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仪式隆重举行。先是驸马都尉万玮祭告太庙，接着皇帝来到大殿，举行所谓“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与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一并赏赐给李建泰。然后，一行人等乘车来到正阳门城楼，皇帝亲自主持饯行宴会。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从午门一直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声声，旌旗招展，气氛相当的热烈。正阳门城楼上摆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御席，东面是文臣九桌，西面是武臣九桌，桌面上的酒具是祖传的礼器，皇帝使用的是镶嵌宝石的金杯，大臣们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乐声响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动情地说：先生此去，如同朕亲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宴会过后，太监为李建泰戴上红花，披上红色斗篷。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皇帝在城楼上凭栏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仪式，寄托了皇帝与朝廷的厚望。那么，李建泰这个山西汉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

山西的情况十分混乱，用“三晋披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流寇还没有到，守军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建泰应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条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实在有负于皇帝的重托。皇帝亲自调派给他一千五百名京营士兵，并且配备了兵部主事凌、总兵郭中杰、主管西洋武器的传教士汤若望，阵容不可谓不强。进士程源赶往真定寺，鼓动李建泰，赶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还向凌出示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风险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乱作一团，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阳府城门大开，官员们纷纷弃城逃跑，已经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从蒲州抵达平阳，知府张邻投降。五天以后，平阳陷落的消息才传到京城。情报传递如此拖沓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