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中档的公寓正好也到期了，我换了一间没有独立卫浴的en suite，附近没有比这房租更低廉的房子了。

我打了三份工，每天凌晨躺下来的时候身体都好像要散架，被六点半的闹钟吵醒时脑子里简直铺满了电视雪花，我觉得自己扶着床板坐起来的动作就好像骆驼起立，把全身零件都重新组装那样笨重。

2013年夏天。

我想我无路可走了。

即便我不吃不喝、露宿街头，也绝凑不齐那些学费和欠缴的房租。而且，我没有续签的合法理由了，于是我决定回国，无论是否一下飞机就会被截杀，我没有力气再去想这些。

说不定过了这么长时间，早已没有人记得我的存在，更别提浪费人力物力追杀我了。我存下的钱足够负担联程机票，以及回国后短时间内的吃住费用。

我回家了，是宽泛意义上的家，没有去别的城市，我需要捋清楚自己的户籍、爸爸可能留下的遗产等种种现实问题。

我找了一家简陋而廉价的青年旅社暂时住下，大套间里每天都有很多陌生人来来往往，除了一个带锁的柜子和一张上铺的床，没有地方是由我独占的，我很谨慎，从不让任何财物脱离视线。

安顿好之后天已经黑了，我去了以前和爸爸住的房子，从楼下就看见厨房窗口有一对夫妻在做饭，门也换成了新的。

于是我边往旅社走，边计划次日直奔警局或者找一间便宜的律师事务所咨询。

途中，我做了一件不太理智的事。

我去了以前庄嵁的家。

一直以来，我都因为把他一个人留在荒郊野岭而做噩梦，尽管我当时别无选择，但这并不能阻断这件事的可谴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