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到一半，话筒被夺走。

一身精英打扮的律师站在他们身侧，宛如一把国王精心磨过的刀，一个没有温度、情绪的机械，冷冷伸手一拍，将他们手里拿的、肩上抗的相机尽数拍落在地。

而后递出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轻描淡写：“有需要赔偿，请联系我。”

这就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阶级。

记者之外，离派出所百米之处，一辆私家车驶过泥泞，停在坑坑洼洼的石头路上。

“过不去了，得下车。”

男人是省厅有名的骨干，视力佳，脑子快，远远望上一眼，就把情况猜得八//九不离十。

“又死了一个，校服，估计是那个自首的学生。”

话落，想起半个小时前，才传达过一个坏消息。他转头，象征性说上一句：“节哀，傅医生。一连两个小孩折在这里，这派出所跟负责案件的蒋深都要负主责，事后我们会追究他们责任的。”

在他身旁，傅斯行点上一支烟。

他本是极洁身自好的人。

不抽烟，不沾酒，永远干净得一尘不染，像一首诗。

有人这么说过他。

但一连被扣留数日，风尘仆仆的赶来。

头发乱了，眉眼黯淡。

冷风吹开单薄的风衣领，内层毛衣不知被什么钩破了线，难得有些狼狈。

“傅医生？”

男人又喊他。

他慢慢地‘啊’了一声，双眼在烟雾中眯起，轻声问：“她走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她在笑吗？”

这话令男人感到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