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快走几步，他跟上，她再快走，他又跟上。

“你的避嫌呢？”步之遥发问。

阳光洒落，周以寒侧过头，笃定道：“不避了。”

下午，邮政快递员给步之遥打来电话，说有她的信件要当面签收，她和快递员约在小区南门，取回信件放进背包。

搭扣没扣上，抽绳又松散，她放下背包，包身倾斜，信一封封滑出。

“很多封。”周以寒弯腰帮捡信。

摆齐她手上的信件，步之遥简要介绍它们的来历：“小孩寄的，每人一封，一家的孩子装在同一个信封里。”

捡信时，周以寒粗略扫了眼，孩子们的笔迹尚显稚嫩，步之遥放信封在茶几上，最上面的信封，笔迹比起其他的清晰工整，也更好认。

“甘孜。”他念出地名，“是你资助的孩子？”

“嗯。”步之遥坐到沙发上，她拿壁纸刀划开快递外包装，“我买了信封和信纸，要写回信的。”

周以寒看过有关步之遥的报道，报道中写到她变卖家产和父母遗物还债，还提了她家运营的慈善基金会。撰稿人说步家破产了，没有资金来源，那些被步家资助的孩子们又将何去何从。

“你想问我哪来的钱支撑，或者说供基金会吗？多卖掉一件东西，就有更多的钱。”步之遥涂掉快递的收件人信息，稀松平常的口吻，“说要资助孩子，结果我先跑路了，他们的未来谁负责呢？烂摊子谁会接手呢？”

“你的钱，都花在这上了？”步之遥也才十九岁，要承受家庭和生活的双重巨大落差，同时还要肩负孩子们的未来，这份责任感太过沉重，周以寒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