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士翱哪里知道，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在于浙江新政的发生。使得浙江贪赃枉法的手段，进行了某种意义的升级。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基础的问题。

比如说在一个农业社会。官吏要贪赃枉法，往往都是采用十分原始的方式，要嘛是在官粮上动手脚，要嘛就惦记着火耗的银子，再有就是诉讼之类，这些都是常见手段，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渠道，这种原始的贪赃枉法形式虽然操心劳力，而且很容易就被揭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手段虽然粗糙，只要有钱入账，也就成了。

可是当一个农业社会渐渐向手工业社会转型呢？这个时候，不但寻常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形式的变化，使得官员贪污的形势，也就变得多样化了，比如他们和商贾们以入股的方式，让商贾们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让自家的小舅子弄个船行，让本地的商贾运货，尽量照顾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别处进一些木材来，通过关系转卖给治下的作坊。

这些手段，更有隐密性，而且不必如此费心，更不怕现在的御使、巡按们来盘查，显然，当各省还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粮和火耗银上打主意的时候，浙江的官吏们已经进化变异了，因为他们想要楼银子，已经有了比之从前更加合法，而且获利更多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并非是因为徐谦所说的那样，浙江的这些家伙并非了改了性子，突然变得奉公守法，而是因为，他们再也瞧不上官粮上这点蝇头小利。既然如此，还不如将尽量多的官粮押解入京，大家呢，也好多争取一些政绩。

只是这些东西，又岂是李士翱这种人所能理解的，某种意义来说，新政的官员和现在的官员已经产生了某种代沟，而这些代沟，代沟悄然形成，使得这些旧派的官员们，很难理解浙江人的行为。

徐谦看着一头雾水的李士翱，面带微笑，道：“所以，大人算错了，浙江的官粮，明明是一百三十六万担，绝非大人所言的那样，只有一百一十万担。”

李士翱眼下已经不能计较损耗的问题了，既然徐谦说了没有损耗，那么只好在没有损耗的基础上重新计算，他不由道：“既然没有损耗，那么浙江的官粮，也不过一百三十六万担，比之朝廷所额定的一百四十万担，依旧还是不足，虽然相差不大，只有数万担的差额，可是你方才分明说，还有三十万担押解入京，入仓的是一百一十四万担官粮，加上这三十万担，就是一百四十四万担，徐谦，还有八万担粮食，你又是哪里来的？”

八万担其实并不算多，可是说少也不少，没有这八万担官粮，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额定目标，可是有了这八万担，就等于是浙江超额完成了任务，这里头的区别可就不小了，没有完成目标，户部照样有借口申饬，可要是超额完成，按理来说，浙江不但减免了粮税，进行了新政，可是上缴的官粮，比之浙江丰年时期，缴纳官粮数目最多的一年还要多，朝廷难道不该予以奖励吗？

徐谦慢悠悠的道：“因为征收的官粮，按照户部的计算，只有二十余万担，可是浙江实收的官粮，却不是二十余万担，而是三十余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