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川舟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卑微、恳求、迷茫……也可能种种复杂的情绪只是她基于经验判断而折射出来的情感。

何旭刚死的时候，何川舟就是这种极度不安定的状态。只是那时候的何川舟比面前的人要更冷漠、更凉薄一点。她被巨大的失望浇得透彻，茫茫然地在人生路口打转，提不起任何热情。

这种状态贯穿了她漫长的青春期，直到她高考毕业、大学结束、入职刑警队。

入队的第二年，何川舟偶然在街上遇见了一位长辈。

对方就是负责何旭案子的民警，后来又帮何川舟处理了何旭的后事，当时已经调去市局转做行政工作。

他见到何川舟，依旧很是关切，拉着她在街上寒暄。

其实整个调查期间，何川舟都没有对他展露过称得上友善的态度，倒不是讨厌他，就是有种消除不掉的疏远感。所以再见面，也只是礼貌性地点头问好。

对方毫不介意她的冷淡，比量着她的身高说她长大了，又欣慰地笑道：“我听市局的人说，南区分局出了个很厉害的新人，直觉敏锐观察入微，眼光甚至比一些有经验的刑警还老辣，应该就是你吧？我就说你这么聪明，很适合做警察！”

何川舟说：“大概不是我聪明，而是我比较了解人性。”

对方夸张地后仰身形，右手摩挲着下巴，戏谑地道：“上次跟我说这话的，总感觉是个反派。”

何川舟默然片刻，回答他：“因为人性是摇摆的。”

许是她说话的样子太过认真，对方也收敛了玩笑的神色，只剩下一个极浅的笑容。

他说：“那我希望，每次人性在摇摆的时候，都能遇到一个正确的人。不要走错路。”

这句话十分有何旭的风格，何川舟记到了现在。

不得不说，何旭对她的影响确实渊源深长。

纵然何川舟无法跟面前的女人感同身受，却能理解她在想什么。

人们总是会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去描述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因为生活就是那样了，“累了”、“习惯了”，这两个词足以湮灭绝大多数沸腾的情感。

然而人的心终究是一株不灭的火，被风压得再低，也在灼热地燃烧。

所以何川舟简简单单的一句“你呢？”，叫她瞬间崩了防线。

或许在曾经的许多个日夜里，她就像在心头剐过千百刀一样地叩问过自己，死亡跟良知之间的摆钟，究竟是哪一方更重？

这是她永远也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她只是想活着，为什么就做不了一个好人？

所以何川舟没有威胁，也没有警告，只是等她平静下来之后，坦诚地告诉她：不管那个女人是谁，警察只要想查，翻监控或是大范围走访，肯定能调查出来，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大家都很辛苦，还是希望她能主动配合。

而且对于凶手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解脱。杀人不是谁都能承担得了的一种压力。

保洁的心理防线很薄弱，对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本身就不坚定。何川舟理智且笃定的态度很轻易就能影响她，将她摇摆的意志导向自己这边。

“别害怕。”何川舟跟她说，“会过去的。”

·

天黑之前，黄哥黑着张脸回来了。

他脱下外套拎在手里，里面的衣服湿了半身，发梢上也全是水珠。边上的徐钰说不上是不是更惨，衣服倒是没湿，但明显被迎头泼了盆水，原本茂密的长发此刻一茬一茬地黏在一起。

徐钰打着哆嗦，还没进门，就伸长了手请求支援。同事看见，连忙去休息室里找了两条干毛巾给他们。

邵知新小跑过来，惊讶道：“怎么回事？你们被打劫啦？”

黄哥咋舌一声：“别提了。从广源小区出来的时候刚好碰上俩贼。”

邵知新很懂事地愤怒批判道：“袭警啊这是！太猖狂了！”

边上同事火速跟腔：“就是！”

徐钰满脸愁苦地补充道：“路上一吃瓜群众正洗车呢。看戏看得太投入，不小心把水浇我们头上了。”

众人噤声。

人民公仆的身份让他们不能为领导伸张正义啊。

黄哥粗暴地擦拭着自己头发，被几人的表情逗笑了，问：“你们这边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收获？”

邵知新将陶先勇手机的情况复述了一遍，黄哥想也不想地道：“不可能，陶先勇这样的大老板怎么可能社交关系简单？他肯定还有二号机。你再找他们公司的人问一问，平时都是用什么号码联系的。”

“已经问过了。他们平时工作交流用的是另外一个手机账号，那个账号绑定的身份证是陶先勇他老婆的。”邵知新跑回自己桌子，拨开杂物，找到一份贴有蓝色标签的文件，递给黄哥，“申请文件准备好了，还没来得及找人签名。”

紧跟着又把何川舟说过的安排复述了一遍，说可以根据外卖情况倒推一下陶先勇的死亡时间。毕竟尸体被发现得太晚，法医那边也无法给出太准确的判断。

黄哥擦头发的手顿住了，以看吴下阿蒙的眼神，惊喜地注视着邵知新，夸赞说：“可以啊小新。开窍了啊。”

邵知新抑制不住脸上的笑意，一面享受一面谦虚：“没有没有，主要是何队教得好。对了，何队说她没联系上你。”

黄哥摸出手机查看，点头说：“我知道了。我去回个电话。”

徐钰脖子上挂着毛巾，碎步靠过去，悠悠叫道：“小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