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云放下杯感慨道：“这一年咱们班的同学可高升了不少啊！”

张国昌饶有兴趣地问：“咱们班的老洪怎么样了？在党校时就嚷嚷着他要升。”

“升了，”叶云羡慕地说，“前些日子我去北京和他碰了面，升副省长了。”

张国昌若有所思地说：“不瞒你说，在中央党校时，我很佩服他。”

叶云几杯酒下肚，面红耳赤，他摸着狮子鼻说：“不光你佩服，这小子确实与众不同，上过老山前线，身上有三个枪眼呢。”

“是啊，能活着回来，不容易呀！”张国昌慨叹道，然后话锋一转，“咱们班老大姐怎么样了？”

叶云挥着手说：“老大姐升了，建设部当副部长了，你不知道？也是最近的事。”

张国昌略显沮丧地说：“看来只有咱们哥们儿打狼了。”

叶云敬了张国昌一杯酒后说：“国昌，你太要强了，当官犹如登山，不管你登多高，终究是要下来的，要是爬得太高，还会缺氧，一旦体力不支，想下都下不来了。我劝你抽空到我那儿的老林子里走走，天然大氧吧，我每次走进去，就两个字：陶醉！”

我跟张国昌快两年了，深知他对大自然不感兴趣，他只对五星级酒店、洗浴中心和歌厅感兴趣，当然他最感兴趣的是赌场和赌船，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体会到叶云对大自然“陶醉”的乐趣，我只知道我也很久没有深入大自然了。

张国昌听了叶云的话，不以为然地说：“老兄，现实什么时候允许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终南山上有捷径，谁不想上去？要不卢藏用怎么说‘此中大有嘉处’呢？”

叶云哈哈大笑地问：“雷默，你怎么看？”

我腼腆地笑道：“上终南山不是隐，其实是赌，古往今来靠终南捷径走上仕途的又有几人？还不都落得个赌徒的下场！”

我故意用一个“赌”字刺激张国昌，张国昌显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不动声色。

叶云眉头拧得像蒜头似的说：“常言道，逢赌必输啊。”

张国昌无奈地笑了笑说：“老兄，不赌，你说怎么办？”

叶云沉思片刻，思忖着说：“怎么办？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一生的问题，也是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呀！我读过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前夜》以及他的中篇小说《阿霞》，里面的主人公在一生的紧要关头都曾提出‘怎么办’的问题，但是都没有找到答案。倒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自己的作品《怎么办？》回答了人们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

我接过话茬儿质问道：“叶厅长，你该不会认为拉赫梅托夫的行动就是答案吧。他为了锻炼意志，睡在扎有几百枚小钉的毡毯上，弄得浑身是血，目的是一旦被捕能经受得住严刑拷打的考验。”

叶云连连摆手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时代不同了，靠睡钉板也许能锻炼肉体意志，但是心灵的意志怎么办？我倒是非常喜欢书中的一首苏格兰民歌：月亮升起了，宁静又安详；—个年轻的战士，即将赴战场，骑手将子弹上了膛，姑娘对他讲：‘听天由命吧，再勇敢些，我的情郎！’这首民歌起码告诉我们面对命运再勇敢些。”

叶云的话感染了我，我自言自语地说：“生活中充满着危险，的确需要勇敢些。”

午饭后，又喝了会儿茶，叶云起身告辞。走出好世界旋转门，叶云爽朗地说：“国昌，抽空到我那里走走，看看大兴安岭的风光，呼吸点新鲜空气，别一天到晚老是工作啊、工作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工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吗？”

张国昌寒喧道：“多谢老兄邀请，抽空我一定去看看。”

这时，叶云的奥迪车缓缓开了过来，司机从后备厢里取出一个挂毯来。

“国昌，”叶云豪爽地说，“没别的东西，送你一张挂毯，这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图案很好，一帆风顺，祝你一帆风顺啊。”说完哈哈大笑。

马厚连忙跑过来接过挂毯放在自己车的后备厢里。张国昌和叶云握手道别。叶云上了车，车鸣了两声喇叭，缓缓驶出好世界。

张国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仿佛被闪着了一样，我凑到跟前说：“张市长，回办公室吧。”

张国昌眺望着远方说：“你说山里真有叶云说得那么好吗？”

我不明白张国昌问这话的意思，便敷衍道：“山清水秀的地方当然好了。”

张国昌心神不宁地说：“雷默，要不你陪我到天柱山走一走，再去见见五虚道长。”

我试探地问：“要不要先打个电话？”

张国昌摆着手说：“不用，看看我与老道有没有缘。”

车一进风景区，就有一种庄严，一种安谧，一种与世无争的寂静！路两边全是墨绿色的松树，婷婷娜娜，静穆幽远，让人看了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