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昌诧异地问：“老书记有这么多钱，四五十万呀！”

常杰也惊异地问：“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魏正隆淡淡一笑说：“这笔钱是老书记的同胞弟弟这些年从台湾陆续寄给他的，他竟然一分钱没动。当年为了抗击日寇，老书记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弟弟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近几年兄弟二人才联系上啊。”

张国昌和常杰听后都唏嘘不已。

魏正隆接着说：“袁伯守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啊。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你们想一想，老书记的一儿一女都下岗了，从小就跟他吃苦，没跟老书记享什么福，目前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再说，他老伴儿跟他吃了一辈子苦，身体也不好。我的意见是，象征性地拿出五万元给希望工程，其余的四十万，还是给他老伴儿和儿女留下过日子吧。”

常杰当即表示同意：“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

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也表示同意。

“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

魏正隆伤感地说：“常杰，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国昌，你负责布置灵堂，抓紧办吧。”

在卧龙岗革命公墓，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为布置灵堂，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张国昌不放心，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

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终于发现了问题。

“大勇，”朱玉林严肃地说，“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摆错位置了。”

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床上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