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着寒战问：“秘书长，我没事，你从哪儿弄的大衣？”

借给朱玉林大衣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壮汉，他敬佩地说：“兄弟，快到我们帐篷里暖和暖和吧。”

一些游人围上来赞扬我，并簇拥着我和朱玉林进了帐篷。

朱玉林关切地说：“雷默，你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晾晾，你先披着这件大衣。”

我脱下湿衣服，朱玉林拿着湿衣服出了帐篷。我就这样赤身裸体地裹着羊皮大衣，瑟瑟发抖地躲在帐篷里。

朱玉林将我身上的湿衣服放到帐篷外的草地上晾晒，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穿上半湿不干的衣服随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坐上中巴车下了山。

回到红山宾馆以后，我发高烧三十九度，上吐下泄，只能大剂量地吃药顶着。第二天坐飞机飞回了东州市。

回到家，我就病倒了，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上班以后，我发现自己上了机关工委主办的《政府机关报》的头条，原来是朱玉林将我的事迹在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会议上做了通报，办公厅党组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其实，这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一个不愿意张狂的人。不过，这次历险我确实有些后怕。

这趟差使我与朱玉林的感情加深了，我想让他对我刮目相看的目的也达到了，我更坚信，出差是与领导加深感情的最好机会。

两天后的傍晚，我在市政府办公楼门前碰见了张副市长的司机马厚，马厚对我神秘兮兮地说：“雷处长，你留点心，有人说你救人是出风头，为了往上爬。”

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自在，隐隐感到说这种话的人很可能是韩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