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早在隆、万年间，京师街头就流行过一句“八千女鬼乱京畿”的谶语。这一令人惊悚的预言，在天启元年（1621），变成了压在人们头顶的漫天阴云。

形势开始变得险恶起来。

这年的五月，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被罢，天启下诏让王安接替。这个任命，应说是相当明智的。王安本人淡于名利，泰昌帝即位后，所有以前因伺候了常洛而有一点儿政治资本的内侍，都在营求美差，但是王安只以秉笔太监兼掌了巾帽局的事务，名义上并不是太监里的一把手。泰昌帝体谅王安多病，准他可以不必在御前伺候，凡是秉笔太监该看的文件，都由专人送给他看。

王安的身体，现在坏到了什么程度？很严重。他出门行走无力，需要有人搀扶。说话也是有气无力，十步以外人家就听不清。天启的任命诏书下达时，他正在称病静养，照例上了一道辞谢疏，内有臣愿领罪不领官之语。一般来说，这都是例行公事，等皇上再下一诏敦请，做臣下的才可以勉为其难地接受，免得人家说“太热衷”。可是，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刻，这一套宫廷虚礼，误了大事！

司礼监的另一个秉笔太监王体乾，非常想当这个掌印太监，跑去找客氏和魏忠贤。

三个人嘀嘀咕咕，达成了一笔交易。由客、魏想办法，搞掉王安，在司礼监把王体乾扶正。但是将来王体乾这个一把手，要听秉笔太监魏忠贤的招呼。王体乾权衡了一番，同意了。

这个王体乾，是个利欲之徒，可惜王安也没把他看透，反而把他视为可信赖的朋友。

就这样，密室之内，三个龌龊小人商定了人事大计，要扳倒一棵曾经庇荫过他们的大树。

——恩还未断，义就绝了。看来，人心如果恶了，根本不是教化能教好的。

那时候，魏忠贤在内廷势力已渐大，外廷有个别官员看好他的潜力，已开始投靠了。给事中霍维华，就是其中一个。

此次，投靠者先递了投名状。按照魏忠贤的意思，霍维华上疏，弹劾王安心口不一，说王安本心是想得到这个职务的，却为何要假惺惺地推辞？如果真的是病了，又为何有精神到西山去游玩？

这本来是无事生非，可是脑子不转筋的天启，居然就迷糊了。客氏看好时机，在他耳旁吹风，说王安也确实是病得不能担大任，让他歇了算了。

不知天启是真不明白官场的老规矩呢，还是他体恤王安不易，居然就采纳了客氏的建议。王安还在傻傻地等，却没能等到第二次任命。这掌印太监的帽子，天启考虑不妨就给王体乾戴上算了。

棋路按着客、魏的布局在走，刚刚移动的这一小步，就彻底搞垮了大明的一座长城。

如果王安不是这样低调，而是高调抢进，抓住这顶帽子不放，那么，天启身边有能够主持正义的张皇后，外廷有刘一、韩、孙如游，以及即将到京入阁的叶向高等大臣，内廷有王安一手掌控，几股势力加起来，足以把客魏联盟压制住。

可惜，正义占上风，只能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轮回中才能实现。很多时候，在一个个局部，往往都是正不压邪。这是什么道理？说不清。也许这就是人性，任你有多少制度也挡不住。

这件事情，到此还没完。王安尽管没能获得最高职务，但他人还在，还长着一双明眼。客氏在考虑这问题时，要更彻底一些，那就是，杀人必须头点地，否则就不杀。

她向魏忠贤提出，只要王安活着，终究是个危险人物，必须把他搞死！

魏忠贤这时候还未丧尽天良，毕竟没忘几个月前王安的救命之恩。要老主子的命，这心得有多狠！他还在犹豫，一时没有什么表示。

但是王体乾却坐不住了，他知道：不干掉王安，这顶帽子就迟迟戴不到自己头上。

什么叫宫廷政治？就是狠心学！谁狠，谁赢。

王体乾已经看准了客、魏内心的微妙区别，就编了一套瞎话去说服客氏，连吓带忽悠，把客氏听得心惊，当下决定：一定要催促魏忠贤早下手！

在宫中，彩凤门内有一间直房（办公室），客、魏每天在宫中都要在这里相见。这日，屏去左右宫女后，客氏一脸严肃，说起了王安：“外廷若是有人救他，圣上一回心，你我谁能比得上李选侍？最终还不是要吃他的算计！”

她这样一说，魏忠贤才警觉起来，决意要杀掉王安。

这年七月，趁着有霍维华弹劾王安的奏疏，魏忠贤又发动盗库诸阉中的刘朝、田诏等人上疏，为盗宝案辩冤。天启不管这些事，魏忠贤便矫诏，革除了王安的大小职务，发配到南海子（今北京南苑）做最低等的“净军”，看守围墙和附近商铺。

王安一走，王体乾果然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

朝中有人好做官，这绝对不假。魏忠贤刚一控制任免权，马上就提升自己的心腹梁栋、诸栋、史宾、裴升、张文元，统统升为秉笔太监。这些人，足够帮他打理内廷所有的事务，包括帮他这个文盲批红。

王安贬到南海子后，开始还有一批忠心旧属跟着，能照顾一下起居。

可魏忠贤并不是让王安去养老的，他授意南海子的提督太监宋晋，找个机会做掉王安！那宋晋是个长者，心地善良，哪里下得了手？魏忠贤见说了几次没动静，就干脆撤了宋晋，把盗宝案中被王安整肃过的刘朝，调到南海子去管事。

这刘朝，原是典兵局的太监，后投到李选侍名下为心腹，在盗宝案中被王安修理得够呛。同案中有几个人运气不好，已经被处死，刘朝、田诏等几个人侥幸脱罪，他们当然对王安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