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想要建立小农理想国，迁徙豪强富户到京师和凤阳，战前的产权一律不认，不许富豪再多占田。政府还鼓励小农开荒种地，谁种了土地就归谁。国家赋税劳役不重，朝廷也狠抓了一番教化，大环境有利于出良民。

朱老皇帝亲自写了圣谕二十四字令，教育小民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实这就是乡约了，是明代的荣辱观。官府还安排残疾人敲着梆子走村串户地宣传。教化做到了位，老百姓自然安分守己。

到了魏忠贤出生的隆庆二年（1568），情况早不一样了。什么和睦乡里，什么各安生理，那都是“白头宫女说玄宗”，往事休提了！

那时候肃宁县的底层老百姓，跟全天下的百姓情况一样，正在水深火热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地可种。因为河间府离京师近，明末的皇室和勋臣贵戚，都愿意在这里圈地占田，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占下的田，就是所谓的庄田，也叫官田。万历年间的《河间府志》载，官田已占一半还多，余下的民田又多属富户，穷老百姓早先的地，因为赋税越来越重，大伙撑不住纷纷破产，早就给卖光了。

失地农民只有租官田来种，一亩交三分银子田租，灾年也不减不免。官田的租金高，租官田来种，就算是丰年，也仅够吃饱肚子。一到灾年，不卖孩子那简直就活不下去。

河间府的老百姓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要给国家养军马，即所谓“官马民养”。这办法是从宣德年间起定下的。指定的养马户，五户养一匹，选一户为“马头”。五十匹为一群，选一户为“牧长”。一匹母马，一年要向国家交一匹马驹。养马户免交田租，而且还可以在官家草场上放牧。这办法看起来是挺不错，利国利民。可是，要是把马养死了，那就要赔，交不出马驹则要拿钱来顶。而官家草场呢，早成了庄田，只能在自家地上种草。地里种了草，那吃粮怎么办呢？

到这时候，再做淳朴状，那就是傻子了。小民活不了，就卖房子卖地卖孩子。要是还撑不住的话，就男的逃亡、女的改嫁，胆子大的去当盗贼恶霸。

存在决定意识，河间府梨树村的魏家，也是一户小农，就这样的环境，出了个魏忠贤，还真是顺理成章，符合因果规律。

话说隆庆二年（1568）的大正月，月底，天气已略见回暖的时候，魏忠贤呱呱坠地。

他的早年身世，史书里记载很简略。因为是恶人，又是阉过的，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王侯将相，所以正史只是一笔带过。倒是一些家言，描述得五花八门，多少能品味出这苦孩子的真实状况来。

首先说生下来之后取的名，其说法就不一。有说叫“魏四”的，这很有可能。因为古代的农民没文化，喜欢按排行或者本家同辈大排行，以顺序数为名。但也有人说，因那一年是戊辰年，故魏忠贤的老爹给他取名“辰生”。

还有更离奇的，说是潴龙河这一带庄稼院儿的风俗，生了男孩不是请教书先生或乡绅取名，而是要“碰名”。孩子生下三天后，老爹要在神龛之前上香，供上鸭梨、麻糖、大馒头，烧纸磕头，求老天爷给赐个好名。然后就出门去碰，在第一时间碰上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名。

比如，碰上娶媳妇的花轿路过，就叫“双喜”；碰上当官儿的路过，就叫“富贵”或者“财旺”；碰见人家扛粮食路过，就叫“满仓”……碰见好事物，就能取个吉利名，将来准能成才。碰见不吉利的，取了丧气的名，一辈子便有可能没出息。

魏忠贤在自家排行老二，他上面还有一个长他十岁的大哥，叫魏钊。这是史书上也留了名的人物。魏钊是后来改的名，一开始也是“碰名”取的名。那日，他老爹刚一出门，一只大绿蜻蜓就撞在脑门上，老爹心里一阵儿叫苦，只好给大儿子取名“青蚂螂”。河北、北京一带的土话，把蜻蜓叫“蚂螂”（“螂”字读轻声）。

名不是好名，果然人也就笨，据说魏青蚂螂念了一年社学，戒尺挨了无数，连《百家姓》也背不下十句来。这不雅名字就这么一直叫着，直到快七十岁时，老弟魏忠贤发迹成了“九千岁”，皇帝给魏青蚂螂封了锦衣卫千户，在写诏书之前，才改名叫魏钊。寓意一手攥钱、一手拿刀，又有钱又有势力。

魏老爹给魏忠贤碰名的时候，因有了教训，曾经再三诚心许愿，结果一出门，看见一条大黑狗正抬腿撒尿。得！只好取名黑狗——魏黑狗。

这是家言了，聊博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