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高拱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唯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魏学曾，是高拱门生，看不得自己的老师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为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正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如此相见，自是一番唏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至今已有一月。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已如隔代，不忍见，也不忍言！他还再三告诫高拱，要闭门谢客，绝口莫谈时事，过几个月再说，如何？其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俗辈多狗眼，独有高士鸣。

朝野间有很多人，对驱高也甚感突兀，当时，不平之气弥漫上下。高拱是个经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佬，且一贯有仇必报，政敌都知道他的这一秉性。所以，此时如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

然而，这样一种紧张局势，对高拱来说，也同样十分险恶。从张四维的信来看，所言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节不亏。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忧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佬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优势已随隆庆驾崩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栝，一朝覆灭。

他虽有分化对方、争取张居正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泄露了机密，导致冯保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高明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没弄明白：在大明朝，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就喜欢小人弄权，人家就不怕自毁长城，人家就甘受大厦倾倒的后果，与你又有何干？仅逐你出都门去逍遥，已是很给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群起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便以世俗眼光来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乃至后来张居正的身后事。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使他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已越数百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恢复了安宁。两天后，年幼的万历皇帝，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作“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个时辰，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皇帝让他跪到自己的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衙署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表示愿为陛下效劳。

万历想了想，又语气殷切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臣蒙受先帝厚恩，担任顾命，怎敢不竭力尽忠？我以为，今天国家的要务，就在于遵守祖制，就不必乱改动了。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都是为君之道的要务，望皇上留意。”

万历认真听了，而后说：“先生说得是。”

张居正又说：“现在天气暑热，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龙体，万寿无疆。”

万历说：“知道了。（环顾左右）来人呀，与先生酒饭吃！”

这次召见，万历还赏赐给张居正白银五十两，丝绸衣料面子、里子各四套。明朝皇帝历来较为小气，赏赐下臣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寒酸。这次出手，已是很大方了。

这是新皇帝与新首辅的正式接洽。大明帝国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了。

谢恩回到内阁后，张居正马上写了一道《谢召见疏》呈上，无非是表示效忠，对小皇帝再次提出了一番希望，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亲贤远奸。这里的“贤”指的是他自己，自不必说；“奸”则特有所指，就是暗指那些惯于兴风作浪的言官。二是宫府一体，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他希望，目前形成的权力铁三角，要长期保持默契，不能搞成两张皮，甚或尖锐对立。皇权与内阁行政权，应该互相支持与谅解，而不是互相牵制、抵消。这一点，在他后来的“江陵柄政”时期，做得相当好。

正是满城叶黄之际，万历首辅张居正，踌躇满志，踏进只有他一个人的文渊阁。盼顾之间，大概是觉得天高地阔，万里江山都在股掌之中。

这一年，他四十八岁，距当年得中进士已有二十五年。宦海沉浮长安道，他甘苦自知。

值此秋风浩荡日，或纵马驰骋，或于冈上振衣，那绝对是快哉。

——人，岂能一生无为如蝼蚁！

这真是太神奇了。当历史在一个转弯处时，他突然看到：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自己了。

人世的代谢，欲望的交错，把一个千年罕有的机会，推到了张居正面前。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只要稍微有所不同，未来的“万历新政”，就绝对不会以张居正的名义流传于后世。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张居正隐忍谦抑，曲为周旋，才赢得了今日的回报。民间有俗语说：“仰脸老婆低头汉。”意谓这两者，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男人的隐忍，有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地判断彼此实力，并且有从容的心态，等待成功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绝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就此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这一法则，也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来换取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的史家所诟病，使他的名声严重受损。

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污点，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若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现世的有些人，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什么身后名声。即便如此，难道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吗？

老百姓不这样看，他们有很朴素的道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人慎思。

当然，有一个悖谬也恰恰在这里。就张居正来说，如果他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也持有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将与高拱一样，终被雨打风吹去。因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万历新政”，张居正也将失去施展他个人抱负的一个大好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还有后代的史家，是否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呢？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

历史的迷思，就这样回绕不去……</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