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加缪的代表之作《局外人》，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作品中的“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他人、社会、法律，甚至“我”自己的生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一切的、整个世界的局外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也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还有80公里，我明天晚上就能赶回来。我向老板请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显得不大高兴，我甚至说，这可不是我的错。我有点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汽车的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我几乎睡了一路。

到了养老院，在见到妈妈前我还得先见院长，一个小老头，戴着荣誉团勋章。他说母亲是三年前来的，我赶紧向他解释，他说我无须解释，我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在这里更快活些。还说我年轻，她跟我在一起会闷得慌。这是真的，妈妈跟我在一起时，一天到晚总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这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也是因为不习惯。近一年我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车所费的力气。

去看母亲时，院长说母亲在小停尸间，我们穿过院子，里面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时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又说开了，像一群鹦鹉叽叽喳喳乱叫。院长临别时说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仪式安葬。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中间停着一口棺材，门房进来，建议打开让我看看，我说我不想。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不知道。 他说他明白。他站在我背后，这使我很不自在。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下葬的事，他老婆说他不该对我说这些，我却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到养老院这些人时，总是说“他们”，以表明自己与他们的不同。

这时天已经黑了，浓重的夜色很快压在玻璃天棚上，门房开了灯，突然的光亮使我眼花目眩，他端来了一杯牛奶，我们又抽起烟来。我还打了个盹儿。等我睁开眼睛时，房间里多了十来个人，都是母亲在养老院的朋友，来守灵的。有一阵我有种可笑的感觉，他们是来审判我的。

突然一个女人哭起来了，我真希望她别哭。这些人终于无声无息了，不过他们的沉默也使我难受。后来一个老头使劲地咳嗽把大家都吵醒了，这时天已经亮了，他们辛苦了一夜，一个个面如死灰。

我走出门时，看到乡下大好的景色，要不是因为妈妈，这会儿出去散步该多好啊。院长要见我，他要我在几张纸上签字，说要盖棺了，我要不要最后再看一眼母亲，我说不。他说他也要去送葬，院里的老人原则上不准送葬，但今天有个例外，一个叫贝莱兹的老人要去，我母亲总与他形影不离，被打趣说是他的未婚妻，母亲的死令他十分难过。

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送葬车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像个铅笔盒。旁边有个态度做作的老人，身材矮小，衣着滑稽，就是贝莱兹先生。天空阳光灿烂，炎热迅速增高，我穿着深色衣服，觉得很热，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这片土地直打战，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贝莱兹有点瘸。车子渐渐走快，老人落在后面。我真奇怪太阳怎么在天上升得那么快。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簌簌的草响。我脸上流下汗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那伙计用手帕擦着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说：“晒得够呛。”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边是我的母亲吗，我回了个“对”。他又问她的年纪，我答道：“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

以后的一切都进行得迅速、准确、自然，我隐约记得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上红色的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杂在土中雪白的树根，又是人群，说话声，村子，在一个咖啡馆门前的等待，不停地马达轰鸣声，以及当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我想到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喜悦。

醒来时，我明白昨天请假时老板为什么不高兴了，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再加上明天是星期天，我等于有了四个休息日，不过这可不是我的错。

昨天太累了，今天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坐电车去了海滨浴场，在那里我看见了玛丽·卡多娜，我们以前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过，我曾想把她弄到手，现在我认为她那时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她很快就走了，我们没来得及。她看见我戴着一条黑领带，问为什么，我说妈妈死了，昨天死的，她吓得倒退一步，但没说什么。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结束后她跟我回到了我的住处。

第二天我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今天是我不喜欢的星期天，真烦人。我一直睡到十点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煮几个鸡蛋吃了，没吃面包，因为没有了，我也不愿意下去买。午饭后，我闷得慌，就在屋子里瞎转悠，妈妈到养老院后，房子就太大了，我便把餐桌搬到了卧室里。后来我把一张旧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剪下来贴在一个簿子里，后来又上了阳台。

卧室外面就是通往郊区的大街，肮脏而人烟稀少。我学着对面卖香烟的人，将一把椅子倒放过来，叉开腿骑坐在上面。五点钟时电车驶过来了，车上满是从郊外看体育比赛归来的人，有一个对我喊：“我们赢了他们。”我大声说“对”。一到黄昏，电影院又把大批人抛向街头，附近的姑娘们也挽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我认识好几个，她们向我打招呼。我在椅背上趴得脖子发酸时，下楼买了面包和面包片。现在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今天上午到了办公室，我要干很多活儿，老板对我很客气，问我妈妈的年纪，为了不弄错，我便说“六十来岁”。中午下班后，我与同事艾玛努艾尔跑上了汽车，在尘土与阳光中颠簸着。后来又到了赛莱斯特的饭馆，吃得很多，酒也喝多了。晚上下班后，我径直回了家。楼梯黑乎乎的，我遇到了老萨拉玛诺，八年来，他总与一条生了丹毒、全身毛都要掉光了的狗混在一块。每天两次，他们要沿着同一条路线散步，八年了，从来没有变过。一路上老萨拉玛诺经常打吓得发抖的狗，他们好像是同类，却互相憎恨。

我又遇到了第二个邻居莱蒙，人们都说他靠女人生活，可他说他的职业是仓库管理员。一般人都不理他，他经常跟我说话，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答。他对我说他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请我一块吃点。我想到这样就不用做饭了，就去了。他只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有几张裸体女人画片。我看见他的手用肮脏的纱布缠了起来，他解释说一个家伙向他挑衅，他揍了他一顿。他又说他正要就这事向我讨个主意，因为我是男子汉，又有生活经验，他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怎么都行，他好像很满意。他拿出了香肠和葡萄酒，一边吃一边讲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个情妇，他供养着她，每个月总共要给她一千法郎，可她总说钱不够花，还欺骗他，他打了她一顿，打得她出了血。为这事他要听听我的主意。他还想惩罚那个女人，然而他对她还有感情，不想按他参加的流氓团伙的主意破了她的相。后来他说出了他的主意，他要给她写封信，信里狠狠羞辱她一顿，再给她点甜头让她后悔。然后，等她再来时，先跟她睡觉，正要完事的时候，吐她一脸唾沫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她就的确受到了惩罚。莱蒙说他写不好信，要我写，并问是不是马上写不方便，我说不。于是我按他的要求写完了信，根据名字，那个女人是摩尔人。信写完后，莱蒙就用“你”来称呼我了，问我做不做他的朋友，我说怎么都行。

又到了星期六，玛丽来了，穿着漂亮的连衣裙，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一处海滩，在水里接吻，然后急急忙忙回到我的住处，跳上了床。早晨玛丽没走，我们准备一道吃午饭，我下楼去买肉时，听到莱蒙屋子里传来女人的声音，老萨拉玛诺又在“混蛋！脏货”的叫骂声中牵着狗上街了。

我回来对玛丽讲了老萨拉玛诺的故事，她大笑起来，令得我心痒痒的。后来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但做饭时又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就在这时，莱蒙屋子里打起来了。

我听见莱蒙骂道“你不尊重我”，接着扑通几声，女人大叫起来，楼梯口立即站满了人，莱蒙一直在打，女人一直在叫。直到有人叫来了警察。莱蒙在警察面前抽烟，被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女人一直在哭，不住地说莱蒙打了她，他是个乌龟。警察叫莱蒙在屋子里等着警局的传讯，他说莱蒙醉成这个样子，应该感到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