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中书、门下两省官署，已经在甘露之变中被宦官派遣的神策军摧毁成了一堆残屋破瓦，官署中的文书被毁坏得近乎一干二净，屋中陈设也被抢光。宰相们只能在一堆破烂上面收拾一下，继续办公。况且宦官当道，宰相们能做的事情变得极为有限，天下大事几乎都由北司的宦官们决定。连皇帝在延英殿里主持的内阁小会议，宰相们也要被仇士良排挤。但凡宰相们的意见不合意，仇士良便拿李训、郑注说事，奚落宰相们。终于有一天，郑覃、李石忍不住了，反问道：“李训、郑注是祸乱的魁首，那么请问究竟是谁把这些人力推到朝堂的呢？”

长安人都知道，李训和郑注是借着王守澄飞黄腾达的，如果要把李训、郑注的祸乱归咎于南衙的宰相的话，那宦官集团同样难辞其咎！仇士良听了宰相们这一番话，一时语塞，这才稍稍收敛了一些气焰。

这个冬天，长安城陷入了多年未有的严寒，整座城池在恐惧而紧张的气氛中战栗不可终日。李昂问宰相们：“宫外安定下来了吗？”

李石答道：“治安已经好转。只是今年冬天特别冷，应该是因为刑杀太过的缘故。”李石没有说出口的是，王涯等宰相们的首级还挂在丹凤门上，每一次早朝，朝臣们从下面经过，心里都是心惊胆战，以至于不少朝臣入宫当值前，都要与家人交代后事，仿佛当作生离死别一般。而被处刑官员的全家老小的尸体，也都曝露在刑场上，任由霜雪覆盖。

李昂自然听出了宰相的言外之意，可是刑杀是否过重，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事情了。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的冬天特别漫长，长到所有人都近乎窒息。新春到来之际，李昂下令改元开成，希望新的年号能洗刷一下朝廷内外肃杀的气氛。

自甘露之变以来，后宫到前朝，几乎都被宦官集团控制。仇士良甚至请求将原本由金吾卫负责的外殿守卫工作也交给神策军来执行。如果这个要求被答应，那李昂的身家性命就完全被宦官集团所掌握了。好在有谏官据理力争，仇士良最终没能如愿以偿。

这虽然也算是一个小胜利，但李昂始终高兴不起来。

王涯等人一直曝尸街头，直到开春，尸首已经开始发臭，都无人敢去收敛。直到左仆射令狐楚看不下去了上奏，这才被卷在草席里，下葬于城西的乱坟岗。仇士良对此尚且不能忍耐，偷偷派人把尸身挖出来，丢弃到渭水河边喂了狗。

那次事变过去半年多后，长安城依旧风声鹤唳。一日李昂单独召见了宰相们后，长安坊间传出流言，说皇帝与宰相商量好，把兵权交给宰相们了。可如今的朝廷，连金吾卫都已经被没收了重型军械，形同虚设，除了宦官手上的兵权，根本没有别的兵权可以授予。难道皇帝又要从宦官手里夺兵权？这个流言再度在坊市中病毒式地传播，宦官们对此紧张不已，城中百姓也惶惶不安，几天不敢脱下衣服睡觉，生怕城里再度打起来。

直到李昂得知后，亲自找来仇士良、李石等南衙北司的负责人，反复解释，误会才得以消除。

可这个误会解除了，李昂自己的心结又有谁来解？他自忖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登位十年，也算是励精图治。没成想在他登基的第十年，朝廷内部积压了几代人的宦官问题突然爆雷，以至于宦官专权，连他一个堂堂皇帝，都要看仇士良的眼色行事。他究竟错在哪里？是任用李训？还是诛杀王守澄？可王守澄难道不该杀？李训的权谋之才难道不能用？

对于这些问题，李昂想不通，道不明，以至于整日郁郁不乐，连他素来爱好的看球赛、搞狩猎宴会这些项目都渐渐地没了兴趣。往日的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阳光青年，变成了一个深居简出的黯淡宅男。宦官们为了逗李昂开心，招来了一大堆歌手、乐师、伶人、杂技演员，热热闹闹地在会宁殿表演，供李昂闲暇时观看，而李昂只是遵从着宦官们的安排，却从未展开过笑颜。

他开始用漫长的闲坐打发时间，有时徘徊于宫廊，有时凭栏眺望，有时则关起门来自言自语，长久地叹息。

在延英殿上，李昂问身边的宰相：“朕每次与爱卿们议论国家大事，都会忍不住发愁。”

宰相李石回答道：“陛下当知，治国无法速成。”

“朕每每读书，都恨自己能力不济，只是个平凡之主。”李昂说。

“只要陛下用好内外大臣，以宽御之，事情便终会有起色。”

李昂在很久以后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原本以为只是一句安慰，后来才意识到，这句话其实点明了前几年李昂当皇帝时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他过于急迫地想要排除朝中奸邪，建立自己的功业，这才对李训、郑注这样的激进分子言听计从。其实，宦官只是寄生于皇权的附属品，就算在甘露事变之后势力愈发强大，归根到底也是皇帝的家奴，需要依赖皇帝的名义行事。如果能善于利用、引导、驾驭，那就能让宦官们如臂使指地为皇帝所用。而李训、郑注知道皇帝的喜好，所以才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甚至打起了消灭宦官集团所有首脑的主意，以至于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只是此时的李昂还没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