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等人上台之后，立刻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二月二十四日，唐廷下令大赦天下，并下达了革新党人之前酝酿已久，反复推敲了不知多少遍的改革诏令：

第一，各种名目的租税拖欠，一律免除。

第二，除了常规贡品以外，停止各地方政府所有的贡物进献。

第三，取消宫市等贞元末年遗留下来的损害百姓利益的施政措施。

大赦，是为了减少囚徒，重新恢复社会宽松的风气，同时召回包括前任宰相陆贽在内为数众多的贬谪之臣；取消百姓拖欠的租税，是为了给百姓们减负，缓解各地日益沉重的负担；取消各地日常的供奉，将地方政府的供奉收归国库，是为了消除国家财政的乱象，重新充实已经窘迫的国库；而取消宫市等一系列早已闹得怨声载道的政策，则更是皇帝李诵、王叔文等革新党人一直以来的夙愿。

他们等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王叔文没想到的是，革新党人的上台，遭到了朝堂大多数人的鄙视。

御史中丞武元衡是朝中的老人了，作为武氏后人，武元衡在关陇门阀圈子里也算是重量级的一号人物。武元衡对他的属下——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以及他们结交的王叔文、王伾这帮人有着一种天然的鄙视。这群从江南来的蛮子，平日相互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让人又嫌弃又厌恶。尤其是那个王伾，人长得又丑陋，说话又是一口苏州话，只因为与皇帝亲近而一朝得宠，进而鸡犬升天。这种不知深浅的样子，武元衡根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

至于王叔文等人搞的这些新政，武元衡未必不赞同。不过武元衡做不到对事不对人，只要看见王叔文和王伾，他心里一股无名之火就蹭蹭往上窜。更何况，他们的新政看起来是为了大唐，实际上却只肥了王叔文党羽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把地方政府的供奉取消，改为税赋收入国库，这确实是对朝廷有利。但是王叔文这么做的同时，还设法搞到了财政权，成为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掌握了朝廷财权。他们将国家的赋税收入抓到手中，就能用此交结各方面的当权人物，实际上是在争取得到将士的拥护，以便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

不论是宫市还是地方进贡，施行到现在，都已经成了一项巨大的生意，牵扯到宦官、禁军、朝臣、藩镇等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如今朝廷下令“一刀切”地取消这些项目，自然砸了大量人员的饭碗。不管这些措施有没有夹杂着王叔文等人的私心，都让朝廷内外对革新派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

以王叔文为首的这帮人，整天自顾自地策划计议，相互应和，夜以继日，急切如狂，还互相推崇，自封为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豪壮得意，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长安城的士大夫们敢怒不敢言，只看见王叔文提拔亲友故旧，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十多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谒见王伾、王叔文的客人，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卖酒之处过夜，饼店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为房客。王伾尤其猥琐卑下，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王伾为此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丝帛的大柜子，他们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

朝廷大权，怎能被这一群南方来的小人给占据？

诸如此类的缘故，让武元衡绝无可能与王叔文站在一条战线上。纵使王叔文几次三番想要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许以官位、权势，请武元衡多多关照刘禹锡，可武元衡就是不答应。事实证明王叔文确实是睚眦必报之人，就因为武元衡没答应，便从御史中丞贬官成了左庶子，调离了朝廷核心。

不过武元衡也并不为此担心，他与长安城中的门阀大族已经有了商量。王叔文等人依靠皇帝的庇护，名为搞革新政策，实际在为祸国家，可门阀大族难道没有对策？

费尽心思探知，京中的士大夫们终于打听到了一个消息：如今上朝，百官们只能远远瞻望皇帝的身影，没有机会与皇帝奏对，其中的原因，竟然是皇帝已经中风了！如今的皇帝，根本无法开口说话或是写字。那些所谓的“革新政策”，根本只是王叔文、王伾等人一手炮制出来的，他们只是给宦官李忠言看了看，便随意发出。这简直是视国家大事为儿戏！为此，朝臣们商量好了，认为如今皇帝病重，理当早立太子。

而武元衡贬官之后，作为左庶子，平日负责教导广陵王李纯。在武元衡晓以利害，仔细分析之下，广陵王李纯也明白了王叔文的所谓改革的荒谬之处。只要他们接下来能保证广陵王成为太子，然后成为新的皇帝，那王叔文这些跳梁小丑的末日，便马上就要到了。

朝廷内外的士大夫们，都在盼望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