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几代人运转良好的三省六部制，关键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之间各有分工，又各有制衡，然而裴炎一上来，整个三省六部全都围着裴炎一个人转了。说裴炎权倾朝野，还真不是客气话。

这就是武太后面对的危机。高宗去世之后原本留下的平衡被她的宝贝儿子李显靠着一己之力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裴炎权力的急剧膨胀。幸好武太后有着参与国政的经验，她代替儿子李旦，在紫宸殿上临朝听政，处断大事，明面上得到了包括裴炎在内的群臣的服从。但武太后终究是女人，她所能控制的，只是这一方宫殿，宫外的事情，包括兵、人、财、物，全都由以裴炎为首的中书门下把持。如果不及时对裴炎加以制约，不仅她手上掌握的权力会被大大削弱，就连李唐王朝也将面临生存危机。

也许这就是高宗这几年让她参与国政的意义，那便是在“主少国疑”的时候，重新巩固起皇权的地位。

武太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左仆射刘仁轨的支持。毕竟刘仁轨出将入相，并非士族出身，和裴炎不是一个系统。此时刘仁轨驻守在京师长安，是个不错的拉拢对象。虽然刘仁轨曾经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和武太后结下了梁子，但武后此时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在给刘仁轨的信中，她言辞恳切：“当年汉朝将关中的治理交给萧何，如今我们也一样托付给刘公。”武后暗示得很清楚，只要和她站在一边，就可以拥有萧何一般的大权。

但刘仁轨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以年纪大、衰老不堪为由，提出想要退休，还在信里就着汉朝萧何的比喻借题发挥：“望太后不要重蹈当年吕后祸乱朝政的覆辙。”

武太后算是明白了，对于刘仁轨来说，一个强势的太后和一个强势的权臣，他还不如选择后者。

在刘仁轨那里碰壁之后，武太后不得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开启告密之门。

告密，一直以来都是有违道德的。儒家讲究“亲亲相隐”，亲密之人若是犯了错，不应该举报，而是要为其隐匿。这是很高明的道德伦理，虽然它将一些违法之事隐藏在家族之内，但维护了更为珍贵的人伦与温情。要是父子、兄弟、师友之间还要相互检举揭发的话，那人际社会就没有信任可言了。然而武太后是个狠辣之人，当初她连自己的儿子李贤都可以揭发，此时也就不在乎什么人伦之情了。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掀起告密之风对她有益。

如今连刘仁轨都和裴炎站在了一起，朝中重臣几乎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样的局面，一如当时“废王立武”事件之前的长孙无忌一党。长孙无忌团伙当时是怎么倒台的？她和高宗是靠着李义府这一帮中层官员掀起的声浪夺取了主动权。这一次，武太后也是这样考虑的。鼓励告密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官员靠着揭发他们的同僚、上司而获得奖赏，进而成为武太后可以笼络的势力。告密之人越多，武太后就越能打乱裴炎在朝中的部署，获取更多的人手和资源。

果不其然，从羽林飞骑因告密而获赏开始，告密之风盛行起来。但这犹如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就连武太后自己都未必可以控制。

当告密成了一部分人快速上升的通道，那些尝到了甜头的告密者便会告密成瘾，变本加厉地寻找告密的机会。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密告、检举，又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将被告人受到的指控查清或者坐实。

而这又催生了酷吏的诞生。

周兴，原本是精研律法的低阶官僚，科举失败后，做了尚书都事，也就是尚书省里配备的低阶科员；来俊臣，是万年县的一个无赖出身，靠善于告状而声名鹊起。他们二人靠着不停地告密，一步步地升官升级，不顾数千人因他们的告密而死。周兴做到了刑部侍郎，来俊臣则成了御史中丞。他们各有一个几百人的团队，由本地无赖组成，进行组织化、专业化的告密行为，盯上一个人后，就让团队里好几个人分别去告发，这样口供一致，裁断的官员自然会相信。

而周兴、来俊臣成为专门负责处理告密的刑部、御史台官员后，也将审讯这项活计优化到了极致，发明出了“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不同花样的刑讯逼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