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远征高句丽，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三月二十四日车驾离开定州，到十月二十三日车驾回到临渝关（即山海关），得到太子李治的迎接，整整七个多月，李世民都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

出发时，李世民指着自己的战袍对太子说，“等到下次见面时，我再换掉这身袍子。”于是从春天到夏天，夏天到秋天，不管浑身汗酸臭，还是长了虱子跳蚤，李世民愣是一直穿在身上，没有脱下过，风吹日晒雨淋地，都已经穿得朽烂了。从者们都劝李世民换件袍子，李世民则说，“将士们的衣服都穿破了，只有我穿着新衣，合适么？”直到此时见到太子，太子如约献上新的衣袍，李世民这才换了衣服。

军中条件简陋，整支军队都弥漫着浓烈的体臭味。李世民可不是像当年的隋炀帝那样乘着观风行殿出征的，而是实打实地和将士们同甘共苦，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待了七个多月，平时还要日理万机，处理军机要务，神经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状态，直到回到定州，一切重担卸下之后，李世民终于病倒了，身上长出一个巨大的痈疮。

在缺乏抗生素的岁月里，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症状，很容易导致细菌进入脊髓，引发全身的败血症，最终不治身亡。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亚父范增，还有三国时的刘表、曹休，都是得了痈疮之后病逝的。李世民得了痈疮，也意味着收到了鬼门关自由行的门票。

患痈之后，李世民由于感染引起的炎症，一度高烧不退，太医一度开出了病危通知书。当留守在定州的宰相马周、刘洎探望李世民时，李世民已经陷入昏迷，失去意识了。二人出来之后，刘洎控制不住表情，悲哀而忧惧地对同僚们说：“病势如此，圣躬真的要危急了啊。”

好在痈疮也不是不能治，只是需要将痈疮中的脓血吸出，然后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自行康复，这个过程，三分靠医术，七分靠神佛。纵然是在大唐太医院，以当时顶尖的医疗技术看，似乎也只能如此了。

而为李世民吸出脓血的，是太子李治。李治一口一口地，为昏迷中的李世民吸掉疮中的污血。也许是上天注定李世民能逃过这一劫，或是幸而身体底子好，李世民的身体免疫系统终于发挥了作用。在步辇上躺了好几天，终于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建康。

但李世民病愈后不久，黄门侍郎褚遂良告诉了他一个令人震惊的八卦消息：宰相刘洎在李世民病危时曾说过，朝廷大事不足虑，只要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辅佐幼主，诛杀有二心的大臣，便可以了。

病中之人，常常会陷入无法理喻的敏感焦虑中。此时的李世民正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褚遂良转述的话触碰了他的逆鳞，他不能容忍有人图谋在他死后做什么僭越权位的事情，哪怕只是说一说，他也无法接受。所以，尽管刘洎极力否认，中书令马周也为其作证，找了证人对照刘洎当初说的话，口径都是一致的，但李世民在褚遂良的坚决指证之下，最终下令赐刘洎自尽。

不管刘洎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李世民都会赐死他，其实也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其他朝臣的僭越之心。

在御史台官员的监督之下，刘洎奉旨服毒自尽。但临决之时，请求给他纸笔，要向天子上奏遗表，陈述自己的情况，但御史台原本就是褚遂良以往统管的机构，派出的御史自然拒绝把纸笔给他。当李世民听到这段情节的时候，他渐渐恍过神来，意识到刘洎可能是清白的，但刘洎早已经自尽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天子不可能有错，有错也一定是派去的人出了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在心里恼恨着整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其实是首先举报的褚遂良。但褚遂良并不是什么奸佞之臣，他不仅是绝世的书法大家，还精通文史，正直敢言。他担任起居郎，负责撰写皇帝起居注的时候，以一己之力将想要偷窥国史档案的李世民挡在外面，到了褚遂良离任以后，李世民才如愿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李世民信任褚遂良，正是因为褚遂良的客观公正、眼光独到。

而褚遂良之所以没有理由地指控刘洎，看上去是一场门下省副职（褚遂良为黄门侍郎）整倒门下省正职（刘洎为侍中）的职场故事，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就会发现这场斗争其实波及了整个朝堂。褚遂良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才这么做的，而是由于朝中不同阵营之间的较量。

这几年的朝堂，原本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如天子所愿的那样结束，而是换了新的面孔继续上演着。过去的魏王党虽然没了魏王，但当初支持魏王李泰的岑文本、刘洎、马周却并没有离开政坛，相反，他们还是李世民计划中将来辅佐太子李治的重要大臣，在东宫兼任了各种要职。而且他们与贞观朝的压舱石、顶梁柱——房玄龄交好，可以说，房玄龄隐然间就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边，长孙无忌这几年在李世民的支持下，权力迅速扩大，成了炙手可热的权臣。除了舅舅高士廉之外，褚遂良也成了长孙无忌这一边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