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夕祷的时候,他离我很远。我最后见到道格拉斯是在他从告解室回来之后,他看起来好多了。但他并不是情绪起伏明显的人,那种飘飘然的感觉让我很不安……”
“告解室,”泽维尔立刻请人找来了安排表,快速查阅后问,“当时在告解室的神父是谁?路易?”
“不,不是我,”路易说,“中午来了一批新药材,我一整个下午都在药房磨药。”
“有谁可以证明?”
路易不说话了。
“路易神父?”
“……没有人。”
“好的,”泽维尔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那么,谁接替了您的位置?”
“是我,”一个神父主动站出来说,“不过,因为身体不适,我午祷过后就回房休息了,午饭也没有下来吃,只喝了一小杯热葡萄酒。”关于这点,同寝的修士可以为他提供证明。
除此之外,另有几位修士也接受了问话,可以大致确定道格拉斯前往告解室的时间在夕祷和晚餐之间。
“晚餐时间前的一刻钟,我看见道格拉斯修士走出告解室,然后和他一道去了餐厅。他什么也没有吃,”一个修士回忆说,“但并不像是身体不舒服的模样,我打手语问,道格拉斯没有理睬我。”
那么,根据上述证词,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道格拉斯今天不知为何心情烦躁,一次次拒绝了“好友”的同行邀请,在夕祷过后独自前往无人的告解室进行告解。离开告解室后,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普遍认为他的状态不正常(中毒的反应?)回房不久后,道格拉斯在密闭房间里死于过敏性休克。
没有人看见或听见有外人进出死者道格拉斯的房间,而内锁的窗户和位于四楼的房间几乎可以直接排除其他方法入室的可能性。密室环境只是凶手误导警方的手段,第一案发现场大有可能不在房间里,那么,夕祷和晚餐之间这段道格拉斯在告解室的时间似乎很值得注意。然而,结合路易和那位神父的说法,整个下午,告解室空无一人,道格拉斯只能向空气告解。
这种事在一些教堂(比如泽维尔常去的那个,因为帘子完全隔断了两边的空间)有可能发生,但修道院告解室里的纱窗至少足以让人看见对面的人影。
这就意味着或许有一个值班表记录之外的人填补了空缺,坐在告解室另一头聆听忏悔。而很可能正是在这时候,这个无名之人给死者注射了某种致敏药物,但如何让死者心甘情愿伸出手又成了疑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