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真正享有免税的人并不多，无论是百姓们，还是地主，谁玩这种把戏都是得不偿失。

落实到各郡兴办儒学，有个别郡国办得还不错，可大多数儒系官员治下兴办的儒学最后全都变了味。在这些儒生当中，孔子授徒时的原则‘有教无类’在这里全都变了味道，能够入学的官员，不是那些地方儒生的子侄，就是地方士绅、豪族和地主们的子侄。

当然，在汉代，儒系官员们大多数都有一个特征，排斥工匠和商人，尤其是商人，即便是有钱，也别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县办的儒学当中。

这样施行的结果，儒系官员治下兴办的儒生，只能推行到县一级，无论从规模，人数、普及的范围声势，别说跟三郡一国相比，就连其他郡县金系官员在元鼎三年才开始建立的新学都无法与之相比。

这一点，也就直接导致，儒学和商人之间短暂的联盟被迅速瓦解打破。关东商人们齐聚的三个重要节点郡，全都改弦更张，转而支持金知蝉的举措。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郡，分别是，碣石港所在的昌黎郡，如同青鸟郡一样，虽然碣石港的规模比不上青鸟港，可是，作为河北最大的港口城市，碣石港附近还是吸引来了大量的百姓在此定居，故而，汉武帝在单独将青鸟港分为青鸟郡的同时，也将碣石港定为昌黎郡。

还有南阳郡的宛城和齐国的临淄城。

失去了商人们的支持，财力上只能依靠地方财政弥补，就算是儒学祖地鲁国曲阜，也根本就无法向东莱郡那样，把小学普及到各乡里去。

儒学师资力量倒是足够，可是，却没有足够的财源支持。而那些儒生地主，特别是鲁国的儒生地主们更是吝啬鬼，让他们参与分好处的时候，一个个都非常积极，可是，当需要他们做出贡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口中就变成了困难总是比办法多了。

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不仅仅是造反，大部分儒系官员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一旦牵扯到了利益，也同样是无法作为，没有能力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