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儒生们只好让他们的门生们在各郡、诸侯国内兴办儒学学校。

这些儒生一边暗地里诽谤诋毁金知蝉重用工匠和商人，可是，他们寡廉鲜耻地利用金知蝉‘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大量印制儒家经典书籍。

金系官员人数再多，也无法布满整个大汉朝关东所有郡，就算是有那么的贤臣，金知蝉和刘彻都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何况，金系官员之中真正能够担任郡守一职的其实也并不多。就算是当初米田领导的巡查员小队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的。

从金府出去、当官的人，有三分之二还留在太原郡、定襄郡等这些边境上相对安全一些的边郡中担当地方辅官，比如郡丞、县丞，或者功曹史、五官掾之类的辅贰官。

可惜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即便是在汉代，大部分的儒学官员们，让他们像道家那样，在地方上清静自守的管理一郡事务，还能算个好官、清官，可若是学着金系官员那样，在地方上颇多举措，那就是扰民了。

屁股决定脑袋。

大汉建立之初，儒生为了被帝王所采纳，已经向着地主阶级妥协，叔孙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真正让儒学在汉代得以延续的重要人物。

而在汉武帝时期，大多数的儒生自己已经是地主阶级了，何况，孔子说创立的儒家，其本身就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从来不是为了百姓而服务。

因此，儒系官员们不管在地方上施行了何种举措，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他们一直所鼓吹的‘以农为本’的四民中‘农’的利益，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故此，凡是儒系担当太守的郡、国，限田令在这些郡国当中执行地并不好，要么有人阳奉阴违地不办事，要么就想方设法地从中投机取巧，比如大家族，可以将其名下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侄子，这样一来，实际上，该郡的土地其实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哪个地主和百姓们敢玩诡寄的把戏。所谓诡寄，就是只百姓把手中的土地划到地主的手中，以此来避免过重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