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在畿内大乱为叛党所窃据的时候，身处后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党的拉拢，而带着亲信出奔进入东江道，然后再后续的平叛当中，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在东三道地方相应来自岭内的勤王大军，进而瓦解了畿内叛军及其附从势力的斗志和信念。

这才赶上了定难克乱之功的最后一点尾巴和风潮，算是在监国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因此，他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所机会脱出总纲参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证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铁甲依旧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总纲参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脉相承的体制，虽然没有前朝那种与枢密院并称“府院”的专重权柄；但也是为军国筹谋计而制定战略方向的重要部门，地位清贵犹在操作实务的兵部之上。

更别说依照早年沿袭的制度，但凡是下层行伍出身的领兵官，须得到武学再修和进研之后，再到参事府堪磨上或长或短的资历，以培养战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为独当一面的一方守臣或是独掌专征的一军之主。

因此，身为与正副枢密使，知事们，比肩同位的参事府总章和佐贰官们，很容易籍此培养起广泛的人脉，也是国朝异论相搅制度下制衡枢密院、兵部滥权的一个关键；

但是国朝两次北伐大业的过程，却是严重冲击和破坏了这种沿袭日久的惯例和传统；无数年轻新晋的将帅因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又因为种种功勋和战绩，而被战时大本营和江宁行在就地破格简拔起来；

因此，相比本身职权就被并入大本营的枢密使们，他所负责这个总纲参事府总章的地位和职分，就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起来了；既无经略实务的事权，也干涉不到正常的人事迁转，更不掌钱粮转运支给的要害，

真的就只剩下襄赞辅佐的建议之权，还有就是根据上意和决定，制定相应的对敌方略和战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监国为了权衡内部，而将他列为战时大本营的一员，他甚至连参与最高层军国决策的资格都没有了。

好在，如今北伐造就的新兴军功勋贵的大山头之中，尚有被称为海外驻屯军系的势力，算是不乏他的渊源和故旧所在，也有人暗中表态愿意接受和欢迎他的领导。

除此之外此外，还有出身畿内背景的京军系，聚拢在王端臣麾下的荆湖系，存在感较小一些的蜀军系，以及在外独树一帜的淮东系，这几个较大的山头和实力背景，就不是那么好折服和支派了。

尤其是那个被私下讨论的最多，非议也是最多的淮镇。

至于有人一直鼓吹那位罗藩子只是运气好，善于捡便宜之类的说辞，他只能是嗤之以鼻，战阵之上生死离分最是公平无他，虽然有所运气和概率之说；但是能够捡得了一时便宜，却不頨表就能够捡的了一世的便宜。

那位能够从带私兵助战的流外团练官，一步步的走到现今方镇一方的地步，当然自有其独到之处，而不是所谓的总是运气很好，总是能够捡到别人的便宜的缘故；事实上，在国朝高层之中隐约有另一个说法流传，

就是这位早年曾经远赴北地的时候，意外寻获了国朝先祖梁公所流下来的密藏，而多少得到被称为“梁公天书”七卷当中，关于兵法韬略的部分内容和心得，这才像是变了个人一般，回到广府后开始发迹而扶摇直上云霄。

因此，这次大府明着他屈尊亲自领兵北上送婚，就是一个改变这种局面尤为重要的契机，只要有一批班底和相应的军势，他并不缺乏信心，让自己这个大将军和都总管名衔，变得真正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