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在淮东的代管/治理下，不可能光是泽鱼而竭的收刮和盘剥，开办港埠、林场和矿山、组织渔业捕捞队和发展当地特色的特色种植，乃至淮东最擅长的兴修道路水利，最基本的丈田清户等一些重要的举措和布置，同样需要钱粮物资的投入；

而为了与过往有所区别兼收买人心，在变相的增加徭役和集体劳动的同时，也要有所减免税赋和其他渠道的回馈，至少不能让他们的税赋比过往负担更大的同时，也有机会感受到淮东带来的好处；

这样才能通过控制经济命脉上的流通和资源投放，将半岛当地军民百姓的利益和需求，更进一步的变相捆绑到淮东体系内来。

然后，才是这一轮出征将士的额外追加犒赏和例行的占地补助、勤务津贴等林林总总的东西，不过其中大部分可以用淮东生产的物资来冲抵的。

而剩下的实际发放的银钱部分，也大多是在将士们的手中转一圈，就重新通过随军汇兑的服务人员，以另一种方式回到淮东财政体系的支配范畴内。

这就是近代管理学理念和先进的财政制度，所带来的直接或是无形的好处了。形同于后世某种原始版的主权信用捆绑；只要保障淮东优势的武力不被动摇，那这种拥有很大做空和操作余地的信用体系，就可以一直生生不息的维持和循环下去。

因此这一轮下来，最后能够落到益都的镇抚府公库里，同样是聊胜于无。甚至还要多花掉一些才能完成账面上的收支平衡。

事实上，如今镇抚府的备金库里，除了部分没有人熔炼掉的战利品和原矿外，就没有多少大笔积存的流动资财了；

而一直以来在财政上只要稍有积余，就马上被各种项目的追加给用出去了，转化成再生产的原始积累，或是变成公共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同时，然后藉此各种渠道，重新回到淮东的流通体系内去。

当然，因为建立和积累的时间尚短，仍旧还有各种相应的风险和可能潜在的漏洞，比如，因为大规模外来资本的介入，而产生波动乃至动荡。

因此，我才对内极力推广公用官营经济体系，而努力压制外来商业集团，在内陆的影响和作用，而只允许本土发展起来的中小商户和手工业者，作为宏观掌握下，细微处和调剂和补充的现有政策。

而在对外，则以婆罗洲——夷洲联合船团，负责大多数官方的统购统销；然后再层级分包给原产地的商家和海外藩的业主。

这样，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免要向各色关系户变相的输送利益，来换取其他方面的支持和回馈；但是因为尽量压缩和消减了中间环节，并且有足够大的批量规模优势，因此依旧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足够的批量，来完成对经济活动和民生流通的调控。

而在源头上的主动权和选择余地，还是掌握在我方手中的；还由此替我锻炼出一大批数量不菲的优质运力资源和潜在水面力量后备役来。

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的那套故智和发展过程中的成熟经验，在古代的应用变体。

而这个过程显然也是一贯海面上独大，而无不干涉和插手各方利益的东海分社，最是忌讳和耿耿于怀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