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像死人那样躺在厚实的松木棺材里。

松木棺材是司徒先生的爷爷身体健壮的时候自己亲手制作的，和另外一个一模一样，奶奶使用了“另外一个”。爷爷显然没有料到自己老来会发胖，那口棺材已然不合他身体的尺寸，必要稍微侧着身体，才能局促地躺在里面。

葬礼是在爷爷自杀的第二天上午举行的。按照当地的说法，第二天决不能举行葬礼，必须挑个往后的良辰吉日，或者在死亡当天下葬。有个和爷爷年龄相当的老先生也是这么说的。若胆敢违礼背俗，挑战老先生的权威，村里人定会唾弃死者的家人；倘要遵守如此礼俗，便会造就诸多的麻烦。正当踌躇之际，司徒先生告诉他们，爷爷的准确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换言之，今天是可以将其下葬的。司徒先生感到腻烦透顶，只想把逝者“尘归尘，土归土”，尽快离开是非之地。更使他腻烦（若顶外有顶的话）透顶的是：听到他的提醒以后，长辈们竟都恍然大悟，内心里高兴极了，只是不好向外人表达罢了。他们告诉参加葬礼的人，之所以急于下葬，乃是因为天气暖和起来了——这话通常是话者指着一轮没有多少光亮和温度的太阳说的。

前来参加葬礼的外人都不知当事人的死因，司徒先生也不知不觉成为了隐瞒事实真相的帮凶。惯于佩戴助听器的老头儿听说司徒先生的爷爷去世了，一大清早就跑来打听情况。他跟司徒先生说，老人昨天还好好的，还去逛了夜市，怎么会……实在太突然了。司徒先生只好附和着说，实在太突然了，谁也不曾料到。老头儿似乎还想刨根问底，但想了会儿，便只问了死者的年龄。司徒先生听取了大伯的意见，总算说清了爷爷的年龄。佩戴助听器的老头儿扯了扯耳机线，点了点头，“哦”了一声，似乎还有点儿羡慕的意思。而那帮陪审团则经过了严密的策划，统一了对外口径，干脆说死者是中风猝死、突然倒毙的。他们在撒谎的时候，总要带着淡淡的忧伤，极易让人信以为真，至少没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异议。甚至还有客人说：“啊呀，好大年纪啦，那是很常见的呀。”——诸如此类的客人，总是最受死者家属欢迎的那票。

在所有客人当中，最不受死者家属欢迎的，要数一个上了年纪的疯婆子。这个疯婆子绝对可以当选本村头号善良的人物：自从她脑子不灵光以来，总要倾其所有财物，献给自己的邻人。倘若她的家人阻止她行善，她便骂他们是“自私鬼”；要是有人胆敢拒绝接受她的美意，她就要一直哭到人家接受为止。即便是在这天的葬礼上，疯婆子仍担任着最善良的角色：她老是在涂着黑色油漆的棺材旁边痛哭落泪，简直把死者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疯婆子之所以不受死者家属欢迎，乃是因为她的悲恸让死者家属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些羞愧。死者家属绝无一人落泪（如果大伯母那声凄绝的哭喊不曾挤出酸泪的话），疯婆子却要哭个不停，嘴里又唠唠叨叨地说着不合时宜的话，说什么死者死得很不应该，还大胆地指责死者的家属没有照顾好老人。除了疯婆子本人不受死者家属欢迎而外，还有只跟它主人一样缺筋少脑、痴痴颠颠的小黄狗，也不大受欢迎。小黄狗的行为表现，可谓与它主人截然相反：它先是围着主人蹦蹦跳跳，接着又在架空的棺材下面穿来窜去，后来还掀翻了烧纸的盆子，闹得满屋烟尘。不过，因为它的主人奠定了适于葬礼的基调，所以谁也不好拿这条蠢狗来出气，更没好意思劝疯婆子回家歇息。

即便发生了上述那段微不足道的插曲，葬礼也进行得干净利落，无比畅快。在优秀企业家的领导下，抬棺材的乡亲们几乎是一路开着漂亮的玩笑、唱着欢快的山歌把老人送进坟茔的。不到正午，葬礼便已告一段落，只差一顿丰盛的晚宴了。其中最能体现葬礼安排得异常完满的是：葬礼晚宴之后的残羹冷炙便可端上第二天婚宴的餐桌，远道而来的宾客即可省免出两趟远门的麻烦——可谓是“皆大欢喜”了。

司徒先生没有参加堂哥的婚礼，也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便离开了故乡。他之所以不参加堂哥的婚礼，倒不是对堂哥的媳妇有什么偏见，而是觉得自己身上尽是晦气，只怕会触了堂哥的霉头、煞了大家的风景。此外，他本人对婚礼也没多少好感，绝不比葬礼更多。他本想和小妹道个别，可想了想，便懒得和她说了。

回青年旅馆之前，司徒先生想趁机去看望妈妈。妈妈也像爸爸那样，有了新的家庭。至于妈妈的新生活是否幸福快乐，司徒先生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如果妈妈比以前幸福，司徒先生会以为自己妨碍了她获得幸福；倘若妈妈过得糟糕透顶，毫无疑问，他更会伤心难过。所以他干脆不闻不问，心情顶好的时候，便去看看她。而司徒先生是难以有什么顶好心情的，换言之，他已很久没见过妈妈，连她长什么样都快忘了。和这座城市永别之前，他决计去见妈妈最后一面。

司徒先生坐在汽车后座，望着正在雾霭里下沉的暖阳，脑海里尽量回想妈妈的面容，而竭力避免回想爷爷躺在棺材里局促的样子。而当汽车从一座老火车站前面经过的时候，司徒先生突然想起了青年旅馆，想起了亲爱的室友们。这时，他不太想去看望妈妈了。他认为，那只会徒增母子二人的烦恼，加深思念；与其给彼此带来牵挂和痛苦，还不如不见呢。不知为何，他心里又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想要乘坐绿皮的长途火车，想要慢悠悠地前往终点站，想要感受他与幸福之间的漫长距离。于是，他让司机把车靠边停下。师傅指着计价器告诉他，还不到起步的价格呢，坐小段距离是很不合算的。司徒先生不确定师傅想表达的是谁不合算，只好给了他一张面值最大的纸币，让他不要找零了。

老火车站坐落在宽阔的街道对面，太阳正好落在火车站建筑顶上的一排大字之间，使得整栋建筑和前面的广场显得无比阴暗昏黑。司徒先生下了车，朝地下通道走去。不知是他的幻觉，还是眼见即为事实，他竟看见一只老鼠在他前头大摇大摆地走着，好像逛街似的。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样空旷开阔的地方，司徒先生还是头一回遇见逛街的老鼠呢。可他弯下腰仔细一看，却发现这只老鼠远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勇敢：它之所以走得慢，是因为它腿脚不灵便了。它干瘦的身上掉了好几处毛，像是侥幸逃脱的“过街老鼠”，饿了好几天肚子。它怯生生地向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食物，又像是怕挨揍，哆嗦着身子，艰难地向前挪动。司徒先生慢下脚步，跟着它走了一段路。老鼠在下台阶的时候滚了一跤。司徒先生很想帮它一把，可他不想触摸耗子的身体，也不知道它打算上哪儿去，便懒得帮它了。司徒先生等不了它，便赶在它前面，走进了地下通道。

每座城市都有乞丐和流浪汉，这个大都市也不例外。司徒先生一走进阴暗潮湿地下通道，便看到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诸多这样的人，几乎堵塞了地下通道。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司徒先生仍是头一回见。他想起那只病恹恹的老鼠，便理所当然地联想到了鼠疫。当他从他们身旁走过的时候，他简直担心他们会突然跳起来把他按倒在地，使他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吞咽着口水，嗓子眼都在颤抖，心里更是害怕至极。但他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因为那些人既不向他行乞，也不打算将按到在地，只是一动也不动地裹在肮脏破烂的布堆里，不知是死是活，粘滞滞的空气里有股腐尸般的恶臭。也许在地下通道掏空的那天，他们就占据了各自的床位，从未离开过，久而久之，便和地下通道的空间、钢筋水泥融为了一体。司徒先生很想核实一下他们的生命状态，但他不敢贸然掀开他们躯干上的衾被，甚至不敢停下脚步来仔细观摩一下，因为他怕脏，就好像怕那只病恹恹的老鼠。他只想尽快走到亮着光的另一头。

直至司徒先生走出通道，才发现前边有个地铁站，人群从站口涌出来，而身后那条老通道已是废弃的了。此时，太阳已经落到大楼后面，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挤满了匆忙的人。看到如此密密麻麻的人群，司徒先生担心自己的身体遭到别人的践踏，像那些横尸广场的人似的。他本可以乘坐其它交通工具，但他见识了地下通道那些活死人，却更加坚定了乘坐绿皮长途火车的念头。于是，他也加入人群的行列，在自动售票机上取了一张硬座车票。

很多掮着花油布袋子、牛仔大包的人与司徒先生擦身而过，在人群里穿梭。接着，司徒先生又看到许多那样的人：有的倚着栅栏，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干脆靠着行李睡觉；有人走丢了，惊慌哭泣，有人在找他们，大喊大叫；有人偷了东西，没命地跑，有人被抢了，玩命地追；有人在行骗，有人在受骗；有人在求助，有人疑心那是骗子，不施以援手……这时候，司徒先生才突然明白：那些横七竖八躺在地下通道的活死人，正是眼前这些被骗光、偷光、抢光的可怜人，他们正在沦为乞丐、流浪汉，或在此之前就死在了地下通道里。但他不能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远离山清水秀的家乡，而跑到肮脏污浊的城市？到底是他们自己失足了，还是让无聊的社会给坑害了？究竟是无知无识所致，还是知道得太多了？可怜人也有家人，或许还有些盼头，为什么……至此，司徒先生又转念一想：自己也是有家人的，但有也等于无，没什么好指望的。他可怜别人，也可怜自己。他真想躺到那些可怜人身边，在地下通道里了却残生。有了诸如此类的想法，司徒先生顿时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亲近了许多，简直想给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群一个大大的拥抱。

火车站入口处搭建了几个狭长的凉棚，而排队等候进站的乘客却弯弯曲曲地延伸到了马路边，几乎快要绕地球一圈了。即便距离发车时间还有三个多钟头，司徒先生也不得不排在队伍后面。大概过了两个钟头，他才跟着大队进入了凉棚。在棚子里，人群没有再排队了，只是挤作一团，人团由某种神秘力量向前推动着。司徒先生完全失去了自我，时而与箱子分离，时而与地面分离。他本来担心遭遇践踏，可他发现自己连倒下去的能力都没有，便不再担心了。在他快要睡着（或者说窒息）的时候，他总算漂浮到了一个安检口。

安检口设有几个机器人。非要在“它们”冲着一个试图翻越围栏的人大喊大叫的时候，才能看出“它们”并非一台机械，而是个有血性的人。但他们确实在做着一台简单的机械都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比如瞧一眼车票和身份证，或在车票上打一个小孔。司徒先生相信机器比他们要快速得多，绝不至于排出几公里长队，可他也怀疑身边很多人不晓得如何使用，或许又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他说不清这种笨拙的工作究竟是谁的错，也懒得胡乱批判以扰乱自己的心扉了。

候车大厅里同样塞满了人，前两个钟头的班次列车仍没有进站，大量的乘客滞留在过道上，随时都有发生踩踏事件的可能。闷热、恶浊的空气充斥着整个大厅，与阴暗潮湿、散发着腐尸气味的地下通道相较而言，司徒先生竟觉得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让人难以自拔，甚至还很令人享受呢。于是，他像其他人一样坐在走廊里，趴在自己的拉杆箱上睡觉。后来，他还结识了一对农民工夫妇。夫妇俩都是善良的人，和他乘坐同一班次列车，同他聊了许多话，使他轻松而愉快地消磨掉了三四个钟头。直到列车进站，司徒先生才发现他们没有买到坐票。他劝夫妇俩和他坐到同一节车厢，至少可以互相换着坐一会儿。但他们似乎对站票习以为常，只心领了他的好意。临别时，丈夫对司徒先生说：“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自有妙招，比坐票还要舒服些呢。”

司徒先生怎么也不明白那位先生所谓的“妙招”是什么，既然如此“妙招”比坐票还舒服些，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他带着疑惑走进绿皮车厢，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厢里有许多站着的乘客，让司徒先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发现这节车厢的站客全都不懂得那个比坐票还舒服的“妙招”，因为列车行驶了相当漫长的一段路程，他们仍是站着，并显示出痛苦煎熬的神情，不停地活动着腿脚。司徒先生自己也很不舒服，便胡乱睡了一觉，醒来更觉得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