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没有一个人符合道德的要求，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事实，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小说也可以这样真是的表达，唯独故事片做这样的展现，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

因为观众对于故事都具有良好的期盼，把这种期盼打碎，无疑是同观众的情感认同为敌。

归根结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冯晓刚就是太不拿观众当一回事了。

之前在和媒体的对话中，冯晓刚在回答《一九四二》为什么叫好不叫座的时候，就曾说过：“观众不是我的上帝！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媚过谁，觉得有意思，想拍就拍。观众和导演是朋友的关系：我拍电影给大家带来笑声及愉悦感，观众给我信任感，是平等关系，没有谁必须要买谁的好。”

这种论调无疑错了，因为导演一定指盼观众的票房，但观众不一定非看导演的作品不可。

《一九四二》就算拍的再好，观众们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义务。所以冯晓刚在“贺岁档”的时段，用血腥挑战观众的底线也好，制造彻底的悲剧也好，不给观众以人性的希望也好，看上去是他的硬气，实际上却是置自己于观众的对立，最终一赔再赔。

宋铮今天过来，本来没想着帮冯晓刚分析，《一九四二》为什么不讨观众的欢心，可既然他问了，宋铮又是个直肠子，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话说完了，宋铮是痛快了，冯晓刚却陷入了沉思。

过了好半晌，冯晓刚抬起头来，看着宋铮，突然笑道：“真是没有你看的明白，路t走歪了！”

一个人如果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很少会有人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勇敢，更多的人怕是会贴上不自量的标签。

当然不能说冯晓刚不自量，事实上，《一九四二》拍的还是不错的，至少和同期大多数的国产电影相比，《一九四二》展现出来的绝对是高质量。

之所以票房一般，不受观众的追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色彩太浓，冯晓刚的《一九四二》在号称灾难片的同时，也号称是历史剧，但他在历史还原和历史阐释的时候，明显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

比如在解释《大公报》被停刊三天的事件时，冯晓刚的解释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但同样报道灾情的重庆《新华日报》，却在《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发表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多达40余篇。

且据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大公报》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冯晓刚将两段同时，但不相干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主旨在于政治的批评。不惜以扭曲事实为代价，抨击国民党政权，目的在于获取政治上的加分。

所以叫好声中，不乏政府的支持为效，不叫座的局面，也不免懂历史的良知者的叹息之声。

其次，就技术上来说，过于渲染血腥的场面，影片一开始就在枪声和血影中开展，中间又夹杂大量的血腥、残暴的内容，比如白修德拍摄河南灾情的一段，多次复现了狗吃死人的镜头。

中国内地的影片一向没有明确的分级制度，所以导演们往往喜欢钻这个空子，用血腥渲染悲情，从而博得观众的眼球，但这个策略只适合在平时的环境下使用。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上映在“贺岁档”时期，过分血腥的场面，在对观众没有丝毫心理预示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屡次闯入，对于观众的接受底线来说，显然形成了一个挑战。

所以，冯晓刚用血腥场面渲染所带来的叫好虽然如故，但挑战观众们心理底线的后果，必然是失去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