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很少会有人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勇敢，更多的人怕是会贴上不自量的标签。

当然不能说冯晓刚不自量，事实上，《一九四二》拍的还是不错的，至少和同期大多数的国产电影相比，《一九四二》展现出来的绝对是高质量。

之所以票房一般，不受观众的追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色彩太浓，冯晓刚的《一九四二》在号称灾难片的同时，也号称是历史剧，但他在历史还原和历史阐释的时候，明显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

比如在解释《大公报》被停刊三天的事件时，冯晓刚的解释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但同样报道灾情的重庆《新华日报》，却在《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发表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多达40余篇。

且据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大公报》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冯晓刚将两段同时，但不相干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主旨在于政治的批评。不惜以扭曲事实为代价，抨击国民党政权，目的在于获取政治上的加分。

所以叫好声中，不乏政府的支持为效，不叫座的局面，也不免懂历史的良知者的叹息之声。

其次，就技术上来说，过于渲染血腥的场面，影片一开始就在枪声和血影中开展，中间又夹杂大量的血腥、残暴的内容，比如白修德拍摄河南灾情的一段，多次复现了狗吃死人的镜头。

中国内地的影片一向没有明确的分级制度，所以导演们往往喜欢钻这个空子，用血腥渲染悲情，从而博得观众的眼球，但这个策略只适合在平时的环境下使用。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上映在“贺岁档”时期，过分血腥的场面，在对观众没有丝毫心理预示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屡次闯入，对于观众的接受底线来说，显然形成了一个挑战。

所以，冯晓刚用血腥场面渲染所带来的叫好虽然如故，但挑战观众们心理底线的后果，必然是失去票房。

再次，从结构上说，彻底的悲剧令影片失去观众群，电影和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小说的篇目长，小说可以通过文字的渲染突出悲剧，让人在阅读之余产生反思。

但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短则一个小时，长则三个小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为观众密集展示一个巨大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所以在对完全悲剧的原著进行改编的时候，大多数的电影导演都会对情节进行一些改编，不把悲剧做彻底，让结局有一些希望。

例如余华的小说《活着》，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家珍也死、苦根也死、二喜也死，只有福贵和黄牛活着。

但张仪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就明显照顾到了观众的情绪，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也有时间和经历，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

而反观冯晓刚对《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密集地展示悲剧，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

在电影院内，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从人性上说，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

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无疑是十分吃亏的。在整部影片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

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愿跟栓柱睡觉，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饥饿程度还不够，老范这个人物戏份最多，实际上最平面，他的性格像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