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在心里做笔记，同时也禁不住突发奇想——黎塞留与马扎然等地球上历史人物的形象相继跃入他的脑海，仿佛要与克洛德重合起来。倘若穆勒伯爵保不住相位，时势将一位教士推上政坛，克洛德主教未必没有机会成为亚珊帝国的“红衣宰相”。

“不是那样的，克洛德阁下，我不否认金融从业者在承包税务过程中赚取了财富，但是赚钱有什么错？”雅各布·福格尔激动地举起双手，试图显示自己的无辜，“我们不偷不抢，合法经营，凭自己的汗水与智慧赚取财富，我们不应该成为别人贫穷的替罪羊！”

这个胖老头的申辩只在同行那里得到稀稀拉拉的掌声，多数与会者向他投来或冷漠或憎恨的目光。别人都在受穷的时候只有你变富，瞧瞧你那腐败的大肚腩，鸭梨型的身材，再想想你那亿万家财，谁会同情你？

“仇富”是人类的通性，这里面更多的是情感在发挥作用，而非理性，但是谁又能指责人类共通的情感呢？克洛德主教简直不屑于煽动与会者的“仇富”情绪，或许对他而言这样做太低级了，轻轻放过老福格尔，继续揭露贫富差距的深层因素。

“福格尔先生，我与您没有私怨，并且乐于相信您是凭借诚实、勤劳与智慧致富，但是我仍然要问，这个世界上不止您一个人具备上述美德，为什么只有您和您的同行成功致富，其它那些同样诚实、勤劳且聪明的人却在日益变得贫困？我无意指责您，只想邀请您一起探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雅各布·福格尔很想说“因为那些人还不够聪明”，然而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适合公诸于众的答案，连忙咽了下去，改口嗫嚅：“我想……每行每业都有不同的规则，您不能要求一位勤劳的农夫与同样勤勉的大学教授赚取相同的收入，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规律决定的……当然还有难以捉磨的运气因素。”

“您提到了制度，这与我不谋而合。”克洛德主教神情严肃，借福格尔的话头引申开来，“依我之见，帝国当今种种困境都源于制度不公，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坏制度，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迟早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动荡！”

雅各布·福格尔目瞪口呆。罗兰不由挑起眉梢。会场中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克洛德主教对这样的反响并不意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刚才的话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或许有人怀疑，我这个保守派分子，怎么突然操起改革派的论调来了？”

克洛德的设问引来一片笑声，人们的确有此疑惑。

“不好意思，让对面的先生们失望了，我没有背叛格里高利法座的信任，也不打算投靠改革派阵营，我所批评的‘坏制度’并非你们以为的旧制度，更不是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实不相瞒，我今天针对的恰恰是改革派人士信奉的基本教义——重商主义！”

“越来越有趣了。”罗兰眼睛一亮，克洛德主教打算从何着手批评“重商主义”？他对此满怀期待。

“雅各布·福格尔先生刚才声称包税商是靠勤劳与智慧致富，后来在我的追问下又不得不承认占了制度的便宜，究竟是什么制度使福格尔先生这样的包税商得以发财致富？他本人不便明言，那么就由我替他揭示这里面的奥秘。”

“诸位请注意，当一国政府出于削减征税成本或者其他目的，将征收某地税赋的特权承包给一位商人或者一家包税公司，每每附带一个关键条款——与‘特许征税权’一并承包出去的，还有垄断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