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主教对这样的反响并不意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刚才的话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或许有人怀疑，我这个保守派分子，怎么突然操起改革派的论调来了？”

克洛德的设问引来一片笑声，人们的确有此疑惑。

“不好意思，让对面的先生们失望了，我没有背叛格里高利法座的信任，也不打算投靠改革派阵营，我所批评的‘坏制度’并非你们以为的旧制度，更不是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实不相瞒，我今天针对的恰恰是改革派人士信奉的基本教义——重商主义！”

“越来越有趣了。”罗兰眼睛一亮，克洛德主教打算从何着手批评“重商主义”？他对此满怀期待。

“雅各布·福格尔先生刚才声称包税商是靠勤劳与智慧致富，后来在我的追问下又不得不承认占了制度的便宜，究竟是什么制度使福格尔先生这样的包税商得以发财致富？他本人不便明言，那么就由我替他揭示这里面的奥秘。”

“诸位请注意，当一国政府出于削减征税成本或者其他目的，将征收某地税赋的特权承包给一位商人或者一家包税公司，每每附带一个关键条款——与‘特许征税权’一并承包出去的，还有垄断特权！”

克洛德主教并不满足流于表面的道德谴责，接下来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帝国金融资本集团，痛斥这一阶层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而商人阶层侵吞国家财富凭借的是两大武器，其一是“包税制度”，其二是“垄断特权”。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克洛德主教毫不留情面的把福格尔家族斥为受益于“包税制”的反面典型，历数该家族的发迹史，指出其为搜刮财富犯下的斑斑劣迹。

雅各布·福格尔也出席了会议，被克洛德主教这样翻旧账，指着鼻子骂遍祖宗八代，当然无法忍受，起身反驳对方的批评，申明包税商无非是受雇于皇室和政府的打工者，为国家征税付出无数精力和心血，非但得不到公众的体谅，反而遭受谩骂，这使他感到非常委屈。

克洛德主教对老福格尔的抱怨不屑一顾，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做出反驳：

“福格尔先生，请问自从实行包税制度以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总体财富是逐年递增还是逐年减少？”

“这个嘛……社会总财富是在增加。”福格尔老头苦着脸如实回答，预感到自己正一步步被克洛德推进坑里。

“既然社会总财富在增长，可是据我观察，占据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却一天天变得比过去更贫穷，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反而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那么请问到底是谁从社会财富增长中受益？是谁在政府和民众日益困窘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富有，福格尔先生，您能告诉我吗？”

罗兰目睹克洛德主教谈笑风生间将对手置于死地的风范，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为主教大人鼓掌喝彩的冲动。别管克洛德的批评是否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也不应追究他的论证是否不够严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种简单粗暴的诘问方式无疑富有煽动力，使人不由自主与他同仇敌忾。

“克洛德主教还不到五十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野心又有才干，将来会成为帝国宗教乃至政坛上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