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国敌象春天般温暖包容，对待民众象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无视。一个国家腐朽要灭亡了，整个社会从官吏到依托强权生存的快活的那些人，基本面上就会无意中按这种信条行事。

大宋朝一直惯着大辽。到了道君赵佶这一代越发苟且，越发惯着大辽，对百姓却越发苛薄。

大宋朝廷对里通外国的奸臣，嘴上说得咬牙切齿痛恨，骨子里其实不以为然，并不较真。

也就是说，宋臣太多人并不真把叛国当成一等重罪。对私通辽国的，尤其如此。

因为宋辽‘和平’相处，是‘兄弟’甚至是‘父子’般关系，当然大辽一直是兄是父。大辽在大宋东京设有“使馆”、使节，是最高贵最嚣张跋扈的贵宾，当街杀人都不算事。大宋不少重要官员和大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同族有亲，有的是有共同‘爱好’友谊，比如‘诗词书画’，有的是有生意往来，交往中有意无意向辽友出卖情报自然是应有之意，不是稀罕事。而为了维持这种和平，在宋辽发生冲突时，朝廷也需要里通外国者做中间人进行沟通斡旋。

弱宋的苟且无耻也只有辫子朝能与之比丑。

在这种氛围下就会出现一些独特现象。

比如一个汉人家族分成两部分或者多部，分别在不同国家生存，表示效忠所在的国家，敌对别国，却能得到该国至高统治者的信任甚至重用。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汉人地区的统治因各种原因分裂，出现割据和战乱，逼得豪门大家族不得不把成员拆开，利于分别在不同地方求生以延续家族血脉，根本原因是门阀兴盛时期产生的重家族繁衍生息轻国家存亡观念的延续。

例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家族就是这样。

他在刘备的蜀汉政权中发展。他的兄弟却在和蜀汉敌对的魏曹、吴孙担任高官尽心竭力。

汉起的重家族轻国家观念到了隋唐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后面经历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政权割据，把幸存的豪门大族分裂到各地居住生存。大宋统一了中原也没改变这种状况。

赵岳铲除掉的强大敌对家族——昔日沧州崔家就是例子。

崔家一支在大宋发展，以深厚的底蕴雄居沧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强横不可一世。另一支却在大宋最强大最畏惧的敌人——大辽扎根，紧抱契丹权贵大腿，活得也强势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