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就从山的左侧,也就是南坡下山到山脚下,命令他的二旗士兵下马准备步战。下马的人才四五十个人,大明军队就从西面来攻上来了。
代善对努尔哈赤说:“我应当领兵前进。”随即策马迎敌,直杀入明军的队伍中。随后诸贝勒与各位率兵的台吉等分别投入杀明兵,两军混战,明军败退,进攻的明军被杀大半。
这时,追杀龚念遂部逃兵的六旗兵战斗结束,急急忙忙赶来了,看到两军正战,这六旗兵先到的不等后面军队到来,也来不急整顿队伍,直接攻击明军马林的大营。马林军营中士兵放枪接战。满州兵射箭冲击,在东面和南面两路夹攻之下,大明军队抵挡不住进攻势头,大败而逃,满州军兵乘势追杀,击破潘宗颜部,北路明军大部被歼。明军副将麻岩等皆被杀,总兵马林仅自己率数人逃走。
明朝刘綎所率的东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
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迎击刘军。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三,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
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
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
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没有作任何策应。
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传令李如柏军回师。
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
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
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
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并且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
朝鲜王朝的光海君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五月,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直至后来仁祖反正。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寨战事失利消息传至明朝都城顺天府(今北京),顺天府米价立即陡涨。
明军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被拘押,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
杜松与刘綎已死于战场,马林也于3个月后在开原战死,明军四路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言官弹劾。
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萨尔浒战役,除李如柏军撤走未遭惨重损失,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元气大伤,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开始陷入被动,到天启年间,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
明朝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
从此攻守之争就成为了大明朝谈论辽东战事的主旋律,每每外面还没有干起来,里面的人,自己先争个你死我活,不可开交。
后面比较出名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攻守之争,韦宝也略知一二。
王化贞平素不学习军事,轻视大敌,好说大话。文武将吏的规劝一点也听不进去,与熊廷弼尤其抵触得厉害。他妄想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会做他的内应,相信蒙古人的话,说是虎墩兔将派援兵四十万,因此想不战而获全胜。一切事务如兵马、甲仗、粮草、营垒等都放置一边不加过问,一意说大话蒙骗朝廷。
尚书张鹤鸣很相信他,他有所请无不答应,因此熊廷弼无法实现自己固守的心愿。
广宁有十四万部队,而熊廷弼的山海关上却没有一兵一卒,只是有经略这么个虚名而已。
从延绥调来的部队不能作战,熊廷弼请把主帅杜文焕治罪,张鹤鸣却让宽恕了他。
熊廷弼奏请任用佟卜年,张鹤鸣递上奏章反对。熊廷弼奏请派遣梁之垣去朝鲜,张鹤鸣故意扣发他的饷银。于是两人之间相互怨恨,事事争吵。
熊廷弼这个人也器量狭小,刚愎自用,火气一触即发,盛气凌人,朝臣大多都厌恶他。
毛文龙镇江之捷,王化贞自以为立了奇功。
熊廷弼说:“三方兵力尚未集合,文龙发动得太早,致使敌人恨辽地的人民,把周围四卫的军民屠戮殆尽,使东山军民灰心,让朝鲜君臣胆寒,令河西军队丧气,扰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耽误了联络朝鲜的打算,把它看作奇功,实际上是奇祸呢。”送信到京城,竭力批评化贞。
朝臣们正把镇江一役看作大捷,听到他的话,心中多有不服。
熊廷弼又明显地攻击张鹤鸣说:“我既然担任经略,四方援军应当听我调遣,而鹤鸣径自发动,不让我知道。七月里我向兵部询问军队人数,到现在两个月了,没有回答。我有经略之名,无其实,辽左的战事都是张枢密和王抚臣一起办的。”张鹤鸣这下更加恼恨他了。
到九月份,王化贞还说虎墩兔的四十万部队快来了,请迅速出兵。熊廷弼说:“抚臣靠着蒙古人,想不虞而收战功。我不敢轻视敌人,不敢说能不战而胜。”
后来蒙古军队终于没来,王化贞也不敢进兵了。
熊廷弼主张防御,认为辽地人不可信用,蒙古人不可凭仗,李永芳其人不可相信,广宁地方有很多间谍让人担心。
王化贞则一切相反,绝口不提防御,说我们一渡河,河东人必为内应。并且飞书报告朝廷,说八月里你们就可以高枕酣睡,而收到我的捷报。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一定坏事,因为疆场事关系重大,没有人敢说他的不好。到十月份,河上结了冰,广宁人认为后金一定渡过河来,纷纷想逃出广宁。
王化贞于是和方震孺商议,分兵把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等城堡,而以主力驻守广宁。张鹤鸣也认为广宁值得担忧,请明熹宗命令熊廷弼出关。
熊廷弼于是又出山海关,到达右屯,考虑用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派刘渠以两万人驻守镇武,祁秉忠以一万人驻守闾阳。又派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又重申他的命令说:“敌人来时,跨出镇武一步的,文武将吏都有杀无赦。敌人到达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出兵夹攻,敌人抢劫右屯饷道而三路兵马不救援的,罪也相同。”
熊廷弼刚刚部署完毕,王化贞又相信间谍的话,突然发兵袭击海州,不久又退了回来。
廷弼于是上书说:“抚臣进兵,到现在已经五次了。部队屡进屡退,敌人早看透了我方的计谋,我的虚名也因轻易出兵而受到损伤。希望陛下明确指示抚臣,对自己的行为慎重些,不要给敌人嘲笑了。”
王化贞看到他的上书很不高兴,飞章上奏,为自己辩解,并且说:“我请求给我六万兵,我保证把敌人一举荡平。就是不如意,也一定能做到死伤相等,使敌人一蹶不振,管保它不再成为河西之忧!”并请准许他便宜行事。
当时叶向高掌了大权,他是王化贞成进士时的主考官,很偏向王化贞。等王化贞请求把后金军一举荡平时,熊廷弼上书说:“就请按抚臣约定的办吧,应及早罢掉我的官以便于鼓舞士气。”
这个时候,中外都知道经略、巡抚两人不和,一定会坏了边疆的大事,大臣们的奏章天天讨论此事。而张鹤鸣笃信王化贞,于是想把熊廷弼拿掉。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顺承其意弹劾熊廷弼大言欺世,嫉能妒功,不罢免他必将有害于辽地战事。
他们的奏章一并被发给各部,张鹤鸣于是召集大臣们讨论。说把熊廷弼撤职的有几个人,其余大多主张让二人各尽其职,共谋成功。
正好后金军这时逼近西平,就停止了争议,仍然兼用他们两人,责令他们共同努力,功罪一体。
没过多久,西平之围吃紧。王化贞相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发动了广宁的全部兵力,让孙得功和祖大寿前往和祁秉忠会合,然后向前去作战。
熊廷弼也传令刘渠拔营赴援。
正月二十二日在平阳桥遭遇后金军,刚刚交锋,孙得功和参将鲍承先等领头逃跑,镇武、闾阳的兵力于是也被打败,刘渠、祁秉忠在沙岭战死,祖大寿逃往觉华岛去了。西平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也战死。
熊廷弼当时已离开右屯,驻军闾阳。参议邢慎言劝他紧急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挠,于是熊廷弼撤退了回来。当时后金军在沙岭停下来不再向前来。
王化贞平常把孙得功看作心腹,而孙得功已偷偷地投降了后金,他想活捉王化贞作为自己的功劳,就诈称后金军已到城边。
城中一时大乱,人各奔逃,参政高邦佐阻挡也挡不住。王化贞正关起门办理军书,毫无所知。
参将江朝栋推门闯进来,王化贞大声训斥他。
江朝栋大声喊道:“事情危险了,请你快走!”王化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朝栋就搀扶他出来骑马逃走,后边两个仆人徒步跟着,于是丢了广宁城,仓惶逃命。
在大凌河遇上了熊廷弼,熊廷弼微笑着说:“六万军队就可以把敌人一举荡平,到头来怎么样呢?”
王化贞感到惭愧,建议驻守宁远和前屯。
熊廷弼说:“已经晚了。现在只有保护老百姓入关去!”于是把自己所领的五千人交由王化贞来殿后,把全部积蓄都放火烧了。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和韩初命一起护送难民入得关来,王化贞、高出、胡嘉栋也先后入关,只有高邦佐自杀而死。
孙得功率领广宁城的叛将把后金军迎入广宁时,王化贞逃跑已有两天时间。
后金军追赶他们追了二百里,因路上没得粮食吃才回去。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京城为之震惊。
萨尔浒之战和王化贞,都可以说是指挥不力造成的失败。
到了眼下,孙承宗主持大局,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孙承宗不但头脑清楚,是明末当之无愧的帅才,且地位崇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孙承宗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
孙承宗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这种人为统帅,至少不怕谗言,而又有军事才能,则更为不易。
似乎是天要庇佑大明了。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官升少詹事。同年,后金进攻辽东,沈阳、辽阳先后被攻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御史方震孺奏请熹宗朱由校以孙承宗代替崔景荣为兵部尚书,朝中大臣也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为兵部添设侍郎,主持辽东防务。
熊廷弼被罢免后,朝廷以王在晋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上任后打算袭取广宁,但总督王象乾认为就算能攻取广宁,但也不容易守住,还不如重守山海关防卫京都。
于是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留四万人马去守。
袁崇焕认为王在晋此举不是好的策略,与王在晋争辩无果后,上书给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却认为不能凭主观猜测,于是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辽东决断。
朱由校非常高兴,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并赏赐蟒袍、玉带、银币等。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巡行边塞,袁崇焕向孙承宗请示道:“在宁远驻扎五千兵力,以壮十三山的声势,然后派遣将领带兵去救援十三山。宁远距离十三山只有两百里,可以轻易占据锦州,如果不行再退守宁远,怎么能放弃十万难民?”
孙承宗于是与总督王象乾商议,王象乾认为驻扎关上的军队刚刚打了败仗,士气沮丧,不如调动插部护关的军队三千人前往宁远,孙承宗同意后一方面调兵前往宁远,一方面去救难民,救援失败,十万难民只救回六千人。
孙承宗对此询问王在晋:“新城修筑好以后,是不是要将旧城的兵马移四万人来驻守?”
王在晋说:“应该另外设立一支四万人的军队。这样一来,八里铺就有八万兵了,可是一片石西北不派兵驻守吗?在八里铺内修筑重关,新城后面就是旧城,旧城前面埋的地雷是用来对付敌人的,还是用来对付自己新兵的?新城可以守的话,还用得着旧城吗?新城要是不能守,四万守兵倒戈,你是打算开关放敌人进来,还是闭关投降敌人?”
“如果这样的话,敌人兵临城下,士兵像先前那样逃跑,哪里还用得上重关?”孙承宗说:“准备在山上建三座营寨,防止士兵溃逃。”
王在晋说:“士兵没有溃败就修筑营寨等待他们,你这是在教士兵逃跑吗?况且逃跑的士兵可以进来,敌人也可以尾随他们进来。你现在不为恢复做打算,却在这闭关自守,把关外防线全部撤离,还天天在朝廷争斗,京都以东还有安宁之日吗?”
孙承宗无话可说,孙承宗于是召集诸将商议关外防守的问题。
袁崇焕主张守宁远,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王在晋主张守中前所。
孙承宗采用袁崇焕的建议,并亲自镇守关门。
而后明熹宗在孙承宗的建议下罢免了王在晋的辽东经略之职。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于是自请为督师,还让蓟、辽等原来的将领监管各处,见机行事时不必受到其他人的限制。
孙承宗用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又用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并请求从国库带走八十万钱。
皇帝朱由校同意后,亲自将孙承宗送出宫门,并赐给孙承宗尚方宝剑、坐蟒等,内阁大臣将孙承宗直送到崇文门外。
孙承宗上任后,让江应诏制定军事编制,让袁崇焕建造营房,李秉诚训练火器装备,鹿善继、王则古处理军需物资,沈棨、杜应芳维修甲仗,孙元化修筑炮台,宋献、程仑购买军马,万有孚采伐树木,祖大寿辅助金冠守觉华岛,陈谏助赵率教守前屯,鲁之甲拯救难民,杨应乾招募辽人编制成军队。
孙承宗发现先前关上的士兵没有纪律,而且有大量的不符合条件的人冒领军饷,于是孙承宗阅兵后,将河南、真定等地不符合条件的士兵全部遣回。将鲁之甲所拯救出的难民征召七千人出来去驻守前屯,杨应乾招募的辽人军队去镇守宁远,请求朝鲜声援辽东,又犒赏东江镇的毛文龙,让他四面防卫。并传令给沈有容进据广鹿岛。
而后江应诏被弹劾,孙承宗请求让马世龙代替,并让尤世禄、王世钦为南北帅,听马世龙调遣。
朱由校听从孙承宗的建议并赐给马世龙尚方宝剑。
登莱巡抚袁可立与孙承宗同为天启二年殿试同考官,共同主辽期间满人蜷伏。
孙承宗将辽海防务委之于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说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皇帝朱由校喜欢视察边关,经常派东厂的人到关门,然后将边关的事情上报给朝廷。
魏忠贤掌权后派遣自己的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带着数万武器装备来到关门,供给边关军队,又用白金十万,蟒、麒麟、狮子、虎、豹等银币赏赐将士,赐给孙承宗蟒服、白金等,表面上是慰劳军队,实际上是窥探军情。
孙承宗出关巡视宁远,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上书给朱由校,说不能让宦官监军,但朱由校却回复说这没什么。
使者到边关后,孙承宗只用茶水招待。
天启三年(1623年)孙承宗推荐阎鸣泰当辽东巡抚以后,认为他没有实际才能,所以军事上的事很多都不跟他商议,阎鸣泰因此感到不高兴,朝廷议论后,将阎鸣泰罢免,用张凤翼接替,但张凤翼胆小,又主张退守山海关。
孙承宗对此感到不高兴,出关巡视宁远,召集众将开会,多数将领都想退守山海关,马世龙建议守中后所,袁崇焕等主张守宁远。孙承宗采用袁崇焕的主张,于是让祖大寿修建防御工事,令袁崇焕、满桂驻守宁远。
孙承宗担心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上书朱由校说督师和总督不能同时设立,请求将自己罢免。
朱由校于是终止总督的推选,令辽东巡抚移驻宁远。
张凤翼觉得这是置自己于死地,与万有孚等诋毁马世龙。
没过多久,万有孚被蓟州巡抚岳和声弹劾,张凤翼于是称马世龙和袁崇焕陷害,捏造谎话欺瞒朝廷,试图阻挠出关的计划。
给事中解学龙也大力陈说马世龙的罪过,孙承宗非常生气,上书给朱由校说边关的防守策略,说宁远、觉华不能放弃,并为马世龙辩解,又揭发万有孚与张凤翼等勾结的罪状。
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修复的差不多了,关外的守备器械也已建造完毕,孙承宗上书朱由校请求发军饷二十四万,这样就可以大举进攻了,但兵部和工部却横加阻挠,向朱由校进谗不能给钱,孙承宗上书催促无果,孙承宗大军因此没有出征。
孙承宗坐镇辽东,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在这样相对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战功来衡量,似乎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
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孙承宗积极防御的一番作为作过很中肯的评价:“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孙阁老之所以打的都是小仗,是因为建奴知道他能打仗,再加上登莱两军镇袁军门的水军牵制,后金不肯贸然来碰他的霉头,所以两年下来,孙阁老和袁军门一直没有发动大战役的机会,而发动战略总反攻把后金赶出去的机会又不成熟。但反过来说,孙阁老在无形中为朝廷省下了许多军费,确保了山海关安然无恙,使大明朝廷有了更多的机会养精蓄锐,充分显示了天朝的不战之威。”
首辅孔贞运评价孙承宗:“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袁可立)之任销锋卧鼓。”
这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孙承宗和袁可立积极防御之功。
令人惋惜的是,正当孙、袁二公积数年之力准备大有作为组织大反攻之时,阉党已全面掌控局势,天启皇帝不再过多的直接参与政事和军务。
与两年前比起来,孙承宗更加孤独,政治牌面锐减。
不管当官还是当统帅,都靠有人撑腰,都需要权力的支撑。
对于蓟辽督师这种大明朝重中之重的位置,更是如此,而且必须得到皇帝最大限度的支持。
本来明军对建奴的形势就很不好,即便是皇帝全力支持,将帅都很得当,而且都用命,也难有几分胜算。
现在还有一件让孙承宗头疼的事情就是,随着毛文龙的东江军崛起,以祖大寿等人为首的辽西辽东本地世家将门不乐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