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难孰易，高下立判。

刘鲲自问他奋斗一辈子也就只有“填补国内空白”的能力，连他那些导师、师兄，也是这样。

要想把美国人、德国人中的顶级法学家都没想到过的新情况、新歧义去定义出来、归纳出逻辑，他自问中国人做不到。

还是等着抄吧。

“不要妄自菲薄，你跟你的同事做不到，不等于中国人做不到。”冯见雄似乎看穿了刘鲲内心的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忍不住点化了他一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物权法领域某个教授的文章，叫邱雪。”

邱雪，当然是四年多前给冯见雄上民法课的那个金陵师大女老师了。当时她才只是讲师、正为临门一脚冲副教授奋斗呢。

不过，时隔四年多后，再次被人提起时，她已经是正儿八经的“邱教授”了。

没错，就是因为冯见雄的一人得道、仙及鸡犬。其实，当初在冯见雄蹿升之路上，对他有所利用价值的老师，如今都飞升得不要不要的。

刘渊明固然是其中最大的得利者，在知识产权法领域逼格刷得不要不要的。连带邱雪这种小角色，也在《物权法》领域颇有收获，至少刚刚30出头就成了正教授，双核心也累计发了十几篇。

“邱雪？有点印象，也是国内物权法领域一个新人专家。我看过她几篇文章，不过那里面援引的一些国外案例情境思考……恕我直言，我总觉得依据有问题，也查不到她设想的那些场景在司法实践中有操作……诶，她好像就是你们金陵师大的吧？”

刘鲲自言自语地批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里有个坑。

莫非？

“没错，她是我当初的民法课老师。”冯见雄傲然坦诚了这一切，“她论文里一些案例的情境假设，确实没有现实发生过，只是纯理论讨论——因为那都是我自己脑内左右互搏编的。”

“噗——”刘鲲差点儿一口冰啤酒喷出来。

他看过邱雪那些年的老论文，他的质疑，也就无非停留在那些案源找不到。但以自己的揣摩，最多也就觉得那些案子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部分细节被邱雪篡改了，糊弄国内期刊的审稿人查询手段不足。

但他愣是没想到，那么有血有肉的案子，那么丰富的价值冲突，居然都是凭空编造的。

冯见雄进一步逼问：“你别管案子是不是编的——既然是做司法解释的，你应该看那些文章推演的法理对不对。如果各方证据和思考，确实如邱雪所写的那样推演，那些案子判得有没有道理。”

“道理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可是那种事情太离奇了，我不认为现实世界中会出现这样的官司。”刘鲲摇摇头。

“那当我没说。”冯见雄无所谓地耸耸肩。

在场五个人，除了丁理慧，其余都是学法的。烧烤聊天，自然免不了碰到专业问题。

“刘生是研究什么方向的？”这个问题被虞美琴提到，完全是绕不过去的。

“《物权法》。”刘鲲哆嗦着嘴嚼吞下一块烤面筋，快速而又含糊地先应付了一下。

“别急，吃完再说。”冯见雄示意对方不要紧张。

刘鲲慢慢把手头的半串烤面筋吃完，然后以闲聊姿态补充了几句说明：“进最高院的法释办，你们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其实也是很难的，每年全国16万法硕法博毕业生，最多也不到5个名额。”

说到这儿，他稍微停顿了一下。

冯见雄和虞美琴，当然是知道行情的，不过，他们也没觉得有刘鲲说的那么夸张——所谓的每年16万法学类应届研究生，其实硕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算博士，那就才两万多了。

而且，名义上最高院的硬杠子门槛，是给所有211大学机会的，但实际上，也就7大法学名校的博士生才会被看一眼，其他人连简历投进去都没机会看到。这样一除，最多一千多人有机会——而能够读书读到这1000多人档次的，什么名律所不能去？非要进法院系统的，也就两三成。

所以，能在这300精英里做到前5名，就很有希望博士毕业直接进最高院法释办。

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容易了很多？

刘鲲观察了一下冯见雄和虞美琴的表情，知道对方已经消化、理解了他陈述的“普遍行情”，这才往下继续解释：

“其实嘛，自己的实力自己知道。我的水平，真要硬碰硬挤进法释办，难度还是很大的，竞争选拔概率还差了那么几倍。

不过，混这个圈子的都知道，每次有新的大部头立法后，最初几年，相关研究方向的学生都有优势——没有新的大部头立法时，每个大类科室群组，每年可能就只招1个博士名额。

但是遇到《物权法》这种新立没两年的新区块，招人就会放宽几倍，每年能进3个，所以，我还是占了学术方向的便宜，惭愧，惭愧。”

刘鲲这么一解释，虞美琴就了解了——对方的真实实力，或许是做不到“最后300精英中的前5名”这种程度，或许只是“300精英中的前20名”。

《物权法》是2007年立法通过的，如今实施还不到两周年。相关研究科室有富余空缺，招人指标就多了。

刘鲲也是运气：如果不是恰好能得到这么高逼格的好工作、再结合他本身的洁身自好，综合这些因素的话，说不定南筱袅还看不上他呢。

“那刘生最近这几个月，有没有什么心得呢。《物权法》这个领域好发挥啊，那些老头子也是拉回一个起跑线上了，年轻人大有可为。”冯见雄吃了条烤小鱼，商业互吹地问。

刘鲲连忙示弱：“哪有那么容易！公务员至少一年实习期转正呢。我们这种人，先写几年请示归纳再说。”

他说的那种具体工作，大致翻译一下，也就等于是把各个省高院递交上来请求解释的申请文件，归纳一下疑点、然后把现行法条存在的各种解释可能、多方歧义罗列出来，交给资深同事会议讨论。

所以，这个刘鲲如今是没有任何自己答复具体请示的权力的，更不可能参与那些大型的、系统司法解释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