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恩借着火光看到了帕斯卡尔博士的表情，他笑着摇了摇头，“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想到你和老布能来。”他大概描述了一下当时宛如“网瘾少女”的徐有容，“徐医生光说想要邀请一些以前的同学，没想到同学们一个没来，却引来了你们两个。”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给人看病，在哪儿都一样。”夜晚，篝火，啤酒的加持下，三个男人聊起天来也自然了很多。布鲁恩又抽了一口烟斗，感慨道，“我从来都不适合去做研究，让我在实验室里待着，我可能要无聊死。”

他看向帕斯卡尔博士，笑着问道，“也就是说，你要开始招收学生了？”

有独立的实验室后，必然需要很多研究人员参与实验。而全职的专业研究人员嘛——那是要收工资的。而且工资水平还不算低。

招聘专业研究人员，对于高校实验室来说并不划算，最好的办法还是招些研究生和博士生来。招生培养高级别人才有奖金和补贴，同时也能极大的压缩研究人员的财务支出，开源节流下，才能更好的展开研究工作。

“肯定要招，不过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把莱纳斯他们也叫过来……或者说问清楚他们愿不愿意过来。”帕斯卡尔博士很罕见的露出了一丝沉重的神情，“毕竟他们的执照在中国也不能用。”

就像是孙立恩曾经用来搪塞顺天堂医院矢富教授的借口，在境外持有执业医师许可证的医生要在国内行医，必然要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和限制。最大的那个难关则是一个灵魂质询——你真的想在中国当医生么？

美国的医生有超过一半都是个人执业——他们并不依附于某一个私营或者公立医院，而是自己开设诊所公开接诊。收入极为可观的同时，工作时间也非常有弹性。

更厉害的是，美国有一个很罕见的“共识”。穷人不配享受医疗服务。更厉害的是，这个共识不光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它甚至得到了穷人们的认可。

没有保费极高的个人商业保险，那看个病就理应倾家荡产。如果不想倾家荡产，那就得自己忍受病痛直到自然痊愈或者死亡。

这种环境和“共识”当然在中国人看来极为荒唐，而且很不人道。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环境却是医生们的天堂。

如果脑子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行医还是在美国行医，这个选择几乎不需要纠结。一面是高强度工作，低收入和矛盾的社会认知定位；另一方则是工作压力随心，高收入以及颇高的社会认可。而趋利避害又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