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办完养父的丧事才给小张挂了个电话，小张问要不要他赶过来，她淡淡的说：“不用了。”

有钱这样好办事，养父的身后事十分热闹，常老板请教了当地人，一切按最高的规矩来，请了班子吹了三天三夜的唢呐，热热闹闹的十六人抬扛，送养父上山。最后，在镇上的餐馆里请了帮忙办丧的左邻右舍吃饭，她自从赶回来后，整个人就像木偶一样，只是任人摆布，披麻带孝，哭灵守夜。一切的琐事，全是常老板替她打点，他一个外乡人，只是大把的钱花出去，丧事竟然办得妥妥当当，十分有排场。

临走前隔壁的翁婆婆来陪她说话，翁婆婆打小喜欢她，说她乖巧听话，两个人坐在天井里，院子里本来有一株香椿，叫虫蛀得朽了，今年只发了几枝，伶伶的几片叶子似乎数得清。有只麻雀站在树上梳理着翅羽，捋过去又捋过来，长安目光还是呆的，只望着那只鸟。翁婆婆感叹了几声，说：“你从小命苦，现在也算熬出头了，这个人不错，心肠好，看得出来，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年纪大知道疼人啊。”

天上有云慢慢的流过，她想起小时候打了猪糙回来，进院子里就叫“妈”，虽然养母听不见，但桌子上一定有养母给她凉着一大缸凉茶。嚓嚓嚓，嚓嚓嚓，养父在灶前切猪菜，花白的头发一撅一撅，她定了定神，那嚓嚓声更响了，原来是后面猪圈里的猪饿了，在那里拱着门。

在飞机上她取出张泛黄的红纸给常老板看，慢慢的将身世讲给他听，纸上被蠹虫蛀了无数的小眼，朽得抖一抖就会烂似的。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着：“1979年7月25日”。这是生身父母留给她唯一的东西，最后翁婆婆转交给她，说：“当年是我从镇上的老李手里，将你抱回来给你爸爸妈妈的，这就是当时你身上裹着的，现在你爸爸妈妈都过背了，叫你知道也不妨了。”

直到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真正的生日是7月25日。

常老板怜悯爱惜的看着她，像看着一个小小的无助的孩子。她觉得累极了，向他身上倚着睡去了。梦里还是小时候，大片大片的紫云英花，留着春上耕了作水田的肥，她一个人在田里站着，像是在找什么最最要紧的东西，可是四面都没有人，心里只是一种未名的慌张，远处隐约有婴儿的啼哭声。她喃喃叫了声：“妈妈。”

常老板名叫常志坚，有妻有子，她跟了他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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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川一直记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郭海林给她打的电话，像是下午，天阴阴的要下雨的样子，又像是早上，天刚刚蒙蒙的亮意，这样重要的一件事，她的记忆里却只有脆而响的电话铃音，拿起听筒只听到他说：“晴川，我是郭海林。”

周围的世界都是模糊而柔软的，一点朦胧的微光从电话的键盘透出来，橙黄。温暖的、亲昵的、馨香的，她小时候经常玩电话，老式的黑色电话机，上面从零到九，圆圆的十个小孔，拨了之后回过去，那声音很好听。

她接到郭海林的火车，然后和另几位高中同学一块儿请他吃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四周都是喧哗的人声，她还是很爱说话，讲到系里的笑话，系主任对她青眼有加，一心要她考她的研究生。她笑着说：“读出来就老了。”

他们讲起高中的一些事，班主任和其它的老师，晴川笑嘻嘻的说：“当年多少宏图大志啊。”有人问：“现在呢？”

晴川微笑说：“现在当然还有——二十五岁前将自己嫁出去。”

大家都笑起来，人人都以为她在说着玩，她自己也笑起来，慢慢给自己斟满啤酒，看着细密的金色泡沫，从一次性的塑料杯子里涌起。杯子质量很差，轻而软，立不住，端起来总是小心翼翼，仿佛举案齐眉一样的郑重。

郭海林住在学校招待所，晴川和他一直走过去，路过图书馆时她指给他看，说：“逸夫楼。”许多高校都有逸夫楼，有的是图书馆，有的是试验楼，有的是教学楼。道路两旁的树不高，开着一篷一篷细密柔软的花，像是粉色的流苏，垂垂的，叶子散而细碎，羽毛一样。天是很深的蓝色，所谓的皇室蓝，像一方上好的丝绒底子，衬出那样细嫩的花来。

马缨花，还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合欢。

晴川以为郭海林会说什么话，但他一直没有说。

他回到上海后才给她打电话，晴川不顾一切跑到上海去，回来后家里才知道，父亲先是问，她很沉静的缄默着，什么话也不说。母亲最后流下泪来，说：“傻孩子，你是不是鬼迷心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