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便向陈襄解释：这是因为府学中有了社团，社团既建立，与以前府学里的情形又不一样了——

如今文学社正在忙着收集和评价民间故事，以其为题材创作诗赋、新杂剧，并撰写评论文章；农学社正在杭州周边的乡里做着筛选稻种的实验；而算学社则正在“学以致用”，帮助农学社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以确保实验结果的绝对准确……

“大府，如今‘两浙路’的学子们，多半秉持‘学以致用’的目的，府学也为他们提供了钻研与交流的机会——将来参加乡试，只要将那《三经新义》背熟即可，对他们来说，反而不是什么难事。”

陈襄听着睁圆了眼，实在是没想到，他来接手杭州知府的职位，治下的府学里，竟然已形成了这样的风气。

这时，秦观恭恭敬敬地将一本装订整齐的册子双手奉上：“陈大府，这是我等府学学生各社团近日的成果合集，请大府过目。”

陈襄接过来一看，之见那是一本装帧精美，刊印清晰的册子。那封皮上印着《西湖丛谈》几个大字。

他随意翻开目录，便见到《两浙民间关于“白蛇故事‘的比较研究》，《西方逻辑学试论》、《浙东水土改良与水稻种植》这样的文章标题。

陈襄刷地一下就把册子合上，用又惊又疑的目光望着苏轼，心里在想：这……究竟是不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士子们又都偏离了经义大道的方向，专门研习那等“形而下”的细枝末节去了？

苏轼却笑道：“陈大府放心……他们自有分寸。”

“再说，这些成果，对两浙路的农政与民生之事很有帮助。不止是‘农学社’，就连‘文学社’都能建功。”

原来，文学社在两浙各地“采风”，研究“白蛇故事”的起源和比较时，便发现不少乡里向来缺少药物与良医，因此，在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许宣与白娘子便开始了一家叫做“保和堂”的药铺，悬壶济世。

越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对于许白这一对仁心仁术的夫妻就越是同情。

文学社便将他们“采风”时发现的情况汇总，写了一封陈情信给官府。最终官府召集了几家实力较强的药材行，给予路税方面的优惠，让这些药材行能够时常送些常用的药物到乡里。

据说那些地处偏远的村落特地绣了万民伞，赠给了之前离任的太守沈立。但事实上，沈立和这些“仁政”没有多少关系，主要还是“文学社”里的学子们建议到了实处。因此，沈立在离任时还给予了“文学社”学子们一封信，作为书面嘉奖。

这一件大功立下，别的社团一瞧：哟，连“文学社”这种成天舞文弄墨的社团，都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我等岂能甘心人后？

于是，杭州府府学里的各个社团开始了你追我赶的热潮。每个社团都立志能做出点“实在”的功绩。

陈襄听了苏轼的解说，冲学子们点头微笑，道：“如今，就等各位取士得中，便能成为解民之困的国之贤才了。”

明远在旁听着，心里自然得意。

毕竟在府学下设“社团”，本就是出自他的提议，这些社团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也有他的一部分贡献在。

但明远心中还是有些不满足——

《三经新义》为什么能一夕之间风靡神州，每一名士子人手一套，这还不是因为《三经新义》是科举考试的标准辅导教材？

只要科场顺利，将来就能得到“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如果没有杭州府学的引导，全国的士子们又有什么动力来分心参与那些“社团”的活动呢？

又比如“算学社”，种师中和沈括同在的算学社，在得到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之后，进境一日千里，眼看就要能够创建一套中华之人容易理解的“逻辑学”出来了。

但是“算学”不是科举考试的必考范围，因此即使是在杭州府学，愿意接触算学的人也寥寥无几。

士子们与陈知府和苏通判聊得高兴，明远却坐在他们之中低头沉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将这些“社团”与科举考试“绑在一起”的。

他正想着，忽然那玉壶园的墙外飞来一只充气的皮球，球速极快，几乎是冲着陈襄与苏轼他们那边飞来。

好在明远反应也快，抬脚一拦，便将来球拦截，那皮球被他足尖一挑，立刻改变了方向，向上弹起，随即球速减慢，稳稳地落在明远的鞋面上。

明远身后的年轻士子们有些被着飞快的来球惊出一头冷汗，也有看到了明远“停球”绝技之后跃跃欲试的。

这时，从玉壶园门口，进来两三个身穿襕衫的少年，都是十三四岁的模样，来到园中一行人面前，先向座中年纪最长的陈襄和苏轼行了一礼，恭敬有礼地向他们道歉，然后提出想要讨还皮球。